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与工业组织 一一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法]夏尔·贝特兰著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第1页==========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 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夏尔·贝特兰 '译：Alfred Ehrenfeld 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PreparedOfor the Internet by David J.Romagnolo,May 2000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http://www.zggr.cn zggr@yahoo.cn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年7月 i ==========第2页==========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法]夏尔·贝特兰著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 责任编辑：林涛封面设计：风沙 ISBN978-988-18428-4-8 2009年8月第1版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09 香港新界粉岭安全街33号丰盈工贸中心5字楼G座 Unit G 5/F.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HONGKONG Tel: 00852-39216033 Fax: 00852-25285333 定价：人民币18.00元，港币40.00元 iⅱ ==========第3页========== 作者简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谨以此书献给共产主义先驱贝特兰 2006年7月20日，“资本主义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夏尔·贝特兰在巴黎走完了他革命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著述颇丰；作为革命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贝特兰一生亲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渐兴起与暂时衰落，这是怎样的幸福与哀痛！ 1933年，青年时代的贝特兰加入了“青年共产党人”，随后又加入了法共。1936年，贝特兰游历到苏联，因为他精通俄语，所以做过导游，后来又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短期工作。“大清洗”的压抑让他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后来，他因对苏联的“诽谤”言论，被驱逐出党，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德国占领时期，他同法国国际工人党人（托派)战斗在一起。他选择了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虽然当时经济学研究并不受人重视。以他对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了解，他填补了经济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战后，他在法国劳动部任职。1948年，他进入法国实用高等学校的经济与社会科学部门工作。 五十年代，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贝特兰开始了他忙碌的国际顾问活动。他担任了埃及的纳赛尔政府、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和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政府的发言人。1958年，他创立了索邦大学“工业化模式研究中心”。 1963年，应切格瓦拉邀请贝特兰访问了古巴，在那里，他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大辩论”。在古巴，格瓦拉希望通过快速和集中的工业化来废除自由市场和商品生产，并从精神上培育起“一代新人”。贝特兰对此表示反对，此外，他建议古巴不能只搞单一的蔗糖种植业，也应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多样化的经济体系。贝特兰还认为，价值规律所代表的对客观社会认识不能被一厢情愿的决定所克服，而必须经历 ==========第4页========== 长期的社会变革。在古巴的大论战，也使贝特兰感受到同斯大林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分歧，除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社会主义也意味着社会意识的最深刻的变革。他提出，要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决裂，跳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框。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对苏联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对内“存在着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剥削关系”、对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贝特兰感到痛心疾首。他意识到必须对苏联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最困难的事情不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是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并防止它复辟；法律上确定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等等。 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开始投向中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国的革命经验为他提供了正面的教益。作为法中友协的主席，贝特兰多次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1年的8、9月份，他在两位中国学生的陪同下深入到工厂，并着手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的文化革命给工厂的管理以及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变革。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让他无比兴奋，他认为找到了正确的革命方向，随后，他总结整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一书。在书中，他这样热情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它‘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表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用到这个词一样)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大家还记得，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话语来强调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毛主席去世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被中断了。贝特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使他较早的认识了骗子的面目，并于1977年毅然地去了法中友协的主席，以此作为同叛徒集团的决裂。在辞职信 ii ==========第5页========== 中，贝特兰写到： “众所周知，毛主席逝世后发生的事件使我深为担心。象中国的许多其他朋友一样，我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四位领导人遭到逮捕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十分忧虑…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正竭力利用国外的赞同来试图提高其在中国群众中的威信。这样，表示赞同目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或甚至仅仅保持一种似乎是赞成的态度，既不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助于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们… 谨向您们表示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随后，贝特兰写了著名的公开信《大跃退》，来揭露叛徒集团的本来面目，他写道： “反扑的公开表现之一就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977年1月31日发表的讲话……讲话人谴责了对党委的批评意见，同时片面地强调服从。如果他宣称‘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的首创精神，而是因为‘它能够最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曾被毛泽东正确地批判过的理论，它认为同一是第一性的，对立是第二性的，这一理论代表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正在发展的思想倾向企图使干部和技术人员凌驾于工人之上，使后者处于前者所制订的规章制度的权威束缚之中。” 自作英明的华国锋的组织了对贝特兰的围攻，华的代言人洋洋得意的宣称：“这次让我们希望，不需要10年就能看出他（贝特兰）现在为什么是错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果然“不需要10年”，华就可笑而可耻地从中国政治舞台上谢幕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华的继任者们在背离毛的路线上越走越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谓，也正如改革开放时代最大特色一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日益泛滥开来。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头目、乃至独裁者、刽子手统统成为统治阶级的座上客，被热情的称之为“老朋友”；而与中国人民有着深厚革命情谊的老朋友们，却被日益疏远了。贝特兰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 ⅱ ==========第6页========== 一书，也犹如沧海遗珠，一直未能与创造贝特兰所热情讴歌的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民见面。翻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方面是为了纪念逝去的贝特兰；另一方面，更是为着将来，书中所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将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少走弯路。 iv ==========第7页========== 中文版序 “他们丢掉了诸恶，那恶仍旧保持着’。但这恶比原先的更要坏十倍，因为它（指后一种恶）毫不怀疑毫不批判地受到了信任。” ① 文革结束后，官方和主流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否定正是如此。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文革十年被描述为“十年浩劫”，充斥着野蛮、暴力、愚味和非理性，然而这一切却被简单的归结为“领导人的错误”和阴谋家的活动，被归结为个人能力和道德因素。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容置疑的性质和一切讨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大力鼓吹唯生产力论，这种 一厢情愿的论调充斥了一切政治文件、电视、报纸、杂志和教科书，但是却从来没有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做出详细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 因此，目前的政治路线只是在词语上否定了文革，其本身并没有扬弃文革，而只是作为文革的对立面，和文革对立的存在着。这条政治路线“审判”了历史，现在又面临着历史的审判了。三十年以来，在唯生产力论的蛊惑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劳动群众从社会的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突然之间，“走资派”这个已经快被遗忘的词语冲进了我们的视野，文革成为理解历史逻辑的钥匙。 ①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版序言。原句是《浮士德》的一句台词。 D ==========第8页========== (一) 文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不是僵死的，无论是法权意义上的“公有制”，还是统一的“计划经济”，都不能使社会主义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①。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②贝特兰正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斗争中，矛盾主要方面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工厂的管理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获得再生®。社会主义要求直接生产者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控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①。贝特兰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从商品生产向非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过渡角度考察文革，研究其中生产关系的改变，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为正确总结文革历史经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前，适应底层群众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的需要，许多文革当事人已经发表了对文革的历史回顾。这些回忆录、传记为年轻人了解文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但大多偏于造反派的视角，主要描写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过程。相形之下，国内研究成果揭示文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工厂管理方式变革的材料少之又少®，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弥足珍贵，尤其贝特兰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无疑将鞭策我们在如何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领域更加努力前进。 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椎动下，通过对旧管理干部的斗争，北京针织总厂的工人建立了工人管理小组。工人管理小组分为工厂、车间和班组 0许金文《社会主义再思一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过渡？》，网文。 ②详见《列宁选集》第4卷《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 日)一文。 ®见本书第四部分“生产关系的革命”。 ④参见贝特兰《<苏联阶级斗争>序言》。 ⑤目前，仅有少数社会学者对文革中的管理方式、组织职能进行研究，但成果仍很不完整。参见安舟《毛泽东时代国企职工参与管理的社会学研究》、《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等文章。 vi ==========第9页========== 三个层面，分别由相应层面的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人管理小组有几个职能：一是从劳动安全、财务等方面，对革委会正常行使职能进行监督； 二是同三结合小组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技术革新；三是普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四是成为群众和干部之间的桥梁，通过召开车间、班组会议，征集工人对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投资项目等方面的意见，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五是参加党支部会，从党群关系、政治方向以及生活作风等方面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其他工厂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有的接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这些组织取代了文革前己经官僚化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工人管理小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但工人并不认为一种组织形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问题，即便群众选举的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仍有可能走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需要通过不断的整风运动接受群众的批评，促使其思想革命化。针织总厂工人采取了以下措施：管理小组和革委会成员必须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列，必须具有较高思想觉悟；必须参与生产劳动；必须接受群众批判；管理小组和革委会的成员可以应工人要求而撤换。文革中的工厂组织彻底的贯彻了巴黎公社原则，将领导阶级的地位从法律条文中解放出来，变为工人可以切身感受到的现实。 文革中工人不断革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管理方式，诞生了诸多共产主义因素。第一，社会生产不再过于依赖资金投入，死劳动不再支配活劳动，工厂发展摆脱资本积累模式，小企业遍地开花。第二，投资和生产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班组开始经过三上 三下最终形成全国计划。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群众参与国家计划制定过程，社会需要能够及时反映到计划之中，限制自发市场关系滋生。第三，通过三结合小组，工人参加技术革新、工程师参加生产劳动，工人也可以经过培训成为技术人员，从而工人同管理者、技术人员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旧的人事、劳动管理体制被打破，脑体差别开始消亡。第四，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国家有计划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城乡对立逐步缩小，不同于以“城市病”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这些共产主义因素削弱了“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缩小了三大差别，使劳动 vii ==========第10页========== 日益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①，为探索如何向共产主义进行过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所有这一切并不依赖于自发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革命政党领导工人广泛开展自觉的政治斗争而取得的。因而同样地，路线变化消灭了所有新生事物。废除“四大”和罢工权以后，工人失去管理生产资料的权力，国营工业企业中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成为资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通过加强对工人的专制主义®，将工人参与管理的国营企业转变为厂长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管理者持大股的国有资产，走资派最终演化成为现实的资本家阶级。 (二)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国内也很少有人总结文革中革命路线同极“左”行为斗争的过程。 这类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当权派和高干子弟的极“左”行为。例如文革初期刘邓派工作组到高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执行“形左实右”的路线镇压学生运动：当斗争对象逐步转向其父母、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高干子弟开始实行反动血统论，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视为“黑五类”遭受毒打、迫害。当他们掌权之后，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披着画皮了，于是许多文革中的极左派在改革开放年代摇身一变成为达官显贵，而当年被他们扣上“右派”帽子的很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今天又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而被他们斥为“极‘左’思想的残余”。 另一类是群众中广泛存在的极“左”行为。可贵的是，贝特兰在《后记》中专门探讨了群众中极“左”的问题，并对这些现象做出正确的分 ①《马恩选集》第3卷《哥达纲领批判》。 ②参见本书附录中的相关内容。 ®《列宁选集》第4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一5月)第4节“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vii ==========第11页========== 析。贝特兰将其视为群众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现实反映，正如列宁所指出，他们不会进行具体的斗争，只会片面抽象地从教条出发，最直接最省气力地从最高目标判断一切、批评一切。这些极“左”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不能完整的贯彻“斗、批、改”的路线，经常使用暴力进行人身攻击，而不是帮助被批判者改正错误；第二，将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个人的历史问题，而不是分析错误思想的现实土壤和基础，不是分析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第三，为争权夺利而斗争，而不是改造现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产生资产阶级的基础并未消失，仅仅是“赶走老爷，来了小爷”；第四，实行主观主义的“狠批私字一闪念”，用抽象的道德标准反对私有观念，而不是分析和改造私有观念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第五，在生产领域不是通过改造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去促进生产，而是反对一切规章制度，从而阻碍了社会生产；第 六，在分配领域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从而强化了工资形式；第七，反对群众全面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化，使用教条化的、个人崇拜式的语录代替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行为“有些像无政府主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其根源是伪装成革命路线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极“左”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结果成功的转移了斗争的方向，并造成群众的分裂。 对于后一类极“左”行为，由于大部分人所犯都是“无心之过”①，因此尽管工农广泛参加文革运动以后极“左”失去了阶级基础，但文革中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批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历史巨变使这些极“左”行为不复存在。然而他们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但没有寿终正寝，而且在新时期找到了继承者一在当前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参与者不自觉的继承了他们所反对的内容的实质。例如“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认为群众不觉悟、没有自己高明，不主动走入工农之中去推动群众的解放事业等。这与文革颇为相似，也是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 ①参见本书“后记”相关论述。 iⅸ ==========第12页========== (三) 正因为坚持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文革刚刚结束，贝特兰就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本书附录《大跃退》（节选）中，贝特兰指出，不能把文革的失败归咎于走资派的“阴谋”、“狡猾”和“不择手段”，其原因“应当从阶级关系的高度去寻找”①。 文革并不是一场完美的运动，参与文革的群众组织同样存在各种缺点和问题。文革没有解决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缺乏科学的分析，这一问题直至今天也没有人给出系统的回答。受此影响，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无法按照生产关系划分阶级成分，相反，只能从思想观点、工资收入，甚至以上一辈的出身来确定现世的阶级身份。建国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文革中继续沿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概念，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使阶级阵线不明，革命路线的敌人可以轻易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地富反坏”等死老虎身上。 阶级阵线不明，不仅使该被斗争的对象逃脱斗争，而且使应该联合起来的力量分崩离析。贝特兰指出，革命路线没有团结好知识分子和干部，工作方式上简单粗暴、对群众缺乏说服教育也削弱了有子女上山下乡的老工人的支持。毛主席也多次批评四人帮“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相反，尽管走资派不能真正给予工农当家作主的地位，但他们却能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将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中的保守派团结到自己一方。在邓第 二次复出之后，革命派的政治劣势日益明显。毛主席对此看的非常清楚，“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②，“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的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走资派比较重视“人心”问题，文革刚刚结束时胡耀邦就给叶剑英捎话：“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修正主义路线通 ①详见本书附录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一节有关分析。 ②《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发[1976]4号文件）。 ③《一生干了两件事》(1976年6月15日毛主席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蓉等人的谈话)。 ==========第13页========== 过平反冤假错案，获得老干部、知识分子的支持；通过增长工资、发奖金，笼络国家机关职工和部分老工人。最终，以包产到户为手段，邓同小生产者结盟，鼓励城乡资本成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此外，革命派无法向群众解释清楚刘邓路线到底意味着什么，导致自己的群众基础瓦解。由于缺乏对走资派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分析，左派只能求救于历史问题的老黄历，指责对方是“叛徒”、“工贼”。这种手法成为左右两派互相攻击的通用方法。理论上的混乱使群众无法分清谁是革命派、谁是走资派。双方的对立也演化成为争取某个职位的明争暗斗，这同文革改造社会关系的初衷更加背道而驰。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受到同样的批判，邓称其为“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正如文革中大部分群众只能附和左派对右派的指责，文革后群众也不能不附和邓、华等人对四人帮的指责。理论不清使群众厌倦双方的相互攻诘，政治冷淡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思想基础。 (四)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的一轮社会主义运动正在酝酿，在中国，目前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从这些运动中兴起的对文革经验教训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可以认为是这一轮运动的前奏。希望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这一次的全球经济危机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国内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更说明了这一点。官僚权威路线已经证明他们自己根本不配代表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未来究竟向何处去呢？走文化大革命所开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不仅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是现实可行的出路，这就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于2006年第一次翻译成中文，2009年7月本编辑部再次对全文进行校对，部分内容修改调整较大。在附录部分，我们以文革网发表的《大跃退》翻译稿①为基础，选择同 ①该版本根据1979年刘纪康等译《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一书整理。《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一书共收入三篇文章：夏尔·贝特兰辞 xi ==========第14页========== 本书内容相关性较强的几节，并对选择的内容进行再次校对。由于翻译水平有限，书中仍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工人研究网2009年8月于北京 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职务的信件；尼尔·伯顿的《为新政权辩护》：夏尔·贝特兰的《大跃退》。 xii ==========第15页========== 目录 前言.1 一、针织总厂 . (一)组织与政策 4 (二)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8 二、工业计划 2 (一)工业中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21(二)国营部门的管理和计划.… 23 (三)统一计划的发展… 27 (四)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 31 三、苏联劳动分工模式的变革….34(一)管理工作和生产劳动… .34 (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40 (三)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43 四、生产关系的革命 .47 后 记 .55 附录：《大跃退》节选 .72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73 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74自从1976年底以来所出现的跃退 75 ==========第16页========== 生产单位的革委会和加强一长制 77 工厂“专制主义” 78 劳动竞赛运动 79 企业的利润、积累和管理权力的集中… 80 在工资领域平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 82 回到“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上来 83 发展“速度” 87 关于科学技术无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思想 90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 92 上海公社：它的迅速消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含义…98“思想遗产”和它的积极作用.… 104 当前的道路及其前景. 109 2 ==========第17页========== 前言 这本书不打算描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数不清的变革。一个外国访客尝试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毫无意义的。我的预期目的，只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变革给中国工厂带来的影响做出一些理论上的推断。本书将要讨论到的这些变革，来自于1971年我对中国一些工厂访问中的见闻。这些变革的影响被在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所证实，而且无论是这些事实，还是其所代表的政治倾向都值得密切关注。 本书主要采用的资料是我1971年8、9月在中国期间搜集的。两名女学生（她们希望保持匿名）利用我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带回来的一些资料、以及我1971年11月在巴黎演讲的内容，编辑整理了一部分资料。这本书也是基于1958年、1964年和1967我在中国访问的观察资料，以及最近曾访问中国的外国游客（包括工人、农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发表的或是口头讲述的中国见闻。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影响工业管理和劳动分工的一些变化。 我认为这些变化非常重要。虽然我们讨论的变革在文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但不能认为它们是源于文革，或者是近年来才发生的。 必须强调几点。首先，目前讨论的这些变革取得了现在的效果，只是因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0被打倒。而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相似的变革曾受到刘少奇路线追随者的阻挠。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与一场改变着旧风俗旧习惯的思想革命相适应，在这场革命中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②。 此外，中国农村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巩固。在1960年到1966年，刘少奇路线追随者千方百计 ①共产党把这样的政治路线称为资产阶级路线，即反对通过切实可行的改革以减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资产阶级路线占主导地位将导致资本主义形式的分工、管理以及资产阶级立场得以巩固（这样的结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资产阶级不仅包括前资本家、地主等，而且也包括利用职务破坏工人集体控制生产资料和投资方向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②请参考我1971年11月发表在《世界外交》上的文章。 ==========第18页========== 破坏在大跃进中萌芽的农村社会和经济变革。而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大规模反攻提供了动力，尤其是乡村的工业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又给传统的社会劳动分工带来了挑战，特别是给城乡之间的分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带来了挑战。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它在社会关系上破旧立新，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带来了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波涛起伏，证明了其结果取决于群众运动，同时也取决于革命领导指引的正确方向。 在文革的每一个阶段，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追随者都必须进行大辩论。例如，文革初期工人阶级花了几个月时间来造当时管理方式和社会分工的反，造工厂原有生产关系死硬支持者的反。只有逐步通过持久的辩论后，他们才相信旧的生产关系确实阻碍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当我在1967年访华时，各厂革命委员会成员告诉我，在初期阶段，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只涉及文学、艺术，他们不接受对自己工厂状况的批评。最后，他们终于认识到，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就必须变革工厂的现况。 此后，当面临调整新社会关系的任务时，工人们常常因如何理解革命路线的口号而发生争执。往往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讨论和努力才能达成一致意见①一而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涉及千百万人的辩论和斗争，中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样改变社会关系的尝试是没有先例的。这是决定性的、不朽的创举，如同任何发现了新方法、新规律的社会实验或科学实验一样。 简单的说，本书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它“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表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用到这个词一样)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大家还记得，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话语来强调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竞是已经 ①关于文革初期的情况，请参见Jean Daubier的重要著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巴黎马斯普洛出版社，1970年)。本书的后记也将涉及极“左”问题及其影响。 2 ==========第19页========== 取得了。”① 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在工厂管理和劳动分工方面变革的基本情况。这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与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委员们多次谈话的总结。这个厂的情况是巨大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它经历的这些变革，我也或多或少在走访过的其他工厂里看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听到，在先前的来访者的报告中读到。这些变革与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一致，成为了革命路线追随者奋起斗争的焦点，而且也不断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法规、标语和指示中得到肯定。 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指导中国计划制定的政治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在文革前也起作用，但其实施却频频受到纵容“集权”倾向的刘少奇路线的阻挠。文革时期实施这些原则得到了新的动力，在一个必不可少的合作框架内，尽可能发挥地方和省级政府的主动性，并在做计划时允许职工充分参与决策。 第三部分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旨—逐步消除三大差别—的意义、原理和前景。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道路。 第四部分讨论了文革中推行的政治原则，并就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化做出了一些理论上的结论。 贝特兰1973年1月于巴黎 ①卡尔·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3 ==========第20页========== ー、针织总厂 (一)组织与政策 北京针织总厂始建于1952年，位于北京市中心。1971年，共有职工3400人，其中60%是妇女。针织总厂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纺织品（棉织物、合成纤维织物)到成品衣物（毛衣、夹克等），全年产量为达2000万件。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还出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以及东欧。 工厂有编织、漂洗和缝纫三个主要的车间，另外还有一些辅助车间，如负责修理和改造设备的机修车间。除此之外，工厂还有有一个可以全周托管小孩的托儿所，一个负责提供一日三餐的食堂。两名女工和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向我介绍了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我们特别注重改善工作条件，这是党指导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保护工人的主动性。在旧社会却大不相同，资本家不关心这些问题。 “车间里有空调，可以保持温度恒定，还有保障工人不受伤害的保护装置。有时因为忽视保护装置造成一些意外，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少数设备不够安全的话就必须更换。在特别炎热的车间，像有烘干机的车间，工人可以获得特殊津贴，可以多吃肉、多休息。当然，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减小高温的影响。烘干机周围的高温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会尽量减小它的影响。你刚才看到了好些装冰块的车，这就是我们降温的方式。工厂还为工人提供了洗澡设施。 “在缝纫车间店，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中午有半小时午餐时间。还有两个15分钟的体育运动时间，防止过度的劳累。这也是我们的军事演习时间，因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厂有医务室，而且每个车间都有赤脚医生D。厂里要求医务 ①除了在医学院接受过正轨培训的医生，中国有100多万受过短期培训（通常是护 理等初步的练习)医务人员。这些“赤脚医生”继续从事生产，同时有一部分时间投入到医疗和预防保健上。在华南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农民们习惯赤脚在水 4 ==========第21页========== 室的医生每天都要到车间巡查。这样工人就不必到别的地方去看病。如果遇到厂里的医务室治不好的病人，我们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工厂的对面就有一个医院，在这个地区还有另外一家医院。咨询和医疗都是免费的。工人病休期间照样拿工资。 “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尽了足够的努力来改善工作条件。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新的矛盾也在不断出现。 “女工每月多休一天假。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当孕妇从事的是操作脚踏板缝纫机等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她们只在怀孕的前六个月继续原工作，此后将调换工种。遇有特殊困难，医生会推荐更换适宜的工作。正常分娩的女工有56天的带薪产假。如果难产，产假增至70天。孩子一岁之前，哺乳的母亲每天有两次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来哺育婴儿；此后的六个月，母亲每天有一次半小时的哺乳时间。孩子18个月后就停止母乳喂养。18个月到7岁的幼儿可以全时送托儿所，每周只呆在家里一次；但如果妈妈不想让把孩子全天放在托儿所，可以选择只在下午或者白天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厂里保证为所有的儿童提供足够的空间。我们不知道56天至3岁的婴儿的准确数字。三岁到七岁的学龄前儿童有两百多。 “厂里的平均工资为每月54元，从30元到102元高低不等。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人民币12元。如果工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2元，厂里将提供津贴。离退休职工领取原工资的60%。” 以下是部分其他工厂的平均工资。在北京，石化行业、针织二厂以及建筑行业1972年的平均工资为60元，低的有35到40元，高的有90到102元，因工厂不同有所差异。在纺织厂，工程师、技术员和干部的工资可高达150元。 在沈阳，重型机器厂工资从35至114元不等，平均工资为65元。在变压器厂，1971年工资从33至104元不等，平均工资63元。这个厂刚参加工作的技术员，如果是中学毕业生，工资为32元；如果受过更高 稻田里劳作，“赤脚医生”因此得名。当赤脚医生遇到处理不好的疾病时，他们将病人送到专门的治疗中心，以接受更好的治疗。这是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困难的 一个典型的方式。 5 ==========第22页========== 的教育，工资为46元。在453名技术员中，有3个人工资达225元（他们都是老技术员，被允许拿文革前的高工资)。技术员平均工资仅为61元，因为有不少是年轻人。 在上海，塑料材料三厂工资从40至100元不等，平均为65元。因资历不同，技术员可以拿50至110元，学徒可以拿18至23元。 地方工厂平均工资要略低一些。例如关东地区，有两个厂的工人工资从32.5元到100元不等，平均工资为45元。 比较重要的工厂有各类职工学校，供职工们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因教学材料不同，课程长度也有差异。例如，有经验的工人通过培训成为工程师需两年。中国正在努力用“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来取代“专业发展”的旧观念一从而对集体更加有利。这是中国的基本观念，代表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变。可以看出，它贯穿于群众组织、党委之间，也影响到工厂之间的关系和计划的制定等。今天，接受新的政治任务并不意味着改变工资。工资的变动幅度仍在讨论之中。这个问题不能马上草草解决，因为需要进行深入调查来确定现阶段适当的工资政策。一旦这项政策确定下来，将有很大的讨论和说服工作要做，以免把这些决定强加于那些不是“人民的敌人”的人。 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解释了现阶段工厂的政策。他强调目前的口号是“政治挂帅”，这有别于文化革命前流行的那些观点。 “毛主席说过，工业学大庆，执行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就是要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在中国，干部指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鞍钢宪法的基本理念。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很少坚持政治挂帅。” 大庆的例子体现了“政治挂帅”的观念如何给生产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大庆是一个石油联合企业，始建于1960年苏联停止对中国提供援助之后一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迅速发展和利用本国的资源。由于中国缺乏钻探设备，这需要工人阶级加倍的努力。大庆的工人不是为了奖金工作，而是为人民、为革命工作。这需要群众的艰苦奋斗。石油技术员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而是融入到工作队中。每天所遇到的问题都进 6 ==========第23页========== 行集体讨论，因此可以找到超越狭隘的纯技术观的解决办法，不断创造出新方法并付诸实践，使中国在国际钻井业标准方面保持着世界纪录。中国原油的年产量每年递增约30%，并实现了石油产品的自给自足。正如大寨是中国农业的代表，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代表，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革委会副主任又解释说，以前工厂搞的是“经济挂帅”，就是说生产优先，依靠奖金等物质刺激，依靠专家办厂，技术、资金和利润优先。“两参”的办法一千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一虽然自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以来在原则上众所周知，但只存在于理论。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鞍钢宪法”才真正在工人中得到宣传，而工人迫切要求更加普遍地实行这一政策。今天工人可以看到干部在积极地参加生产，从另一个方面，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意识到参加生产是正确和不可或缺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厂长助理，在这个位置上我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不了解政治挂帅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党内有两个司令部。我只关注生产和技术。我要求工人埋头生产一一生产、生产、还是生产。当工人不能完成计划时，就给他们物质刺激，发奖金。按以往的老办法，厂里有28种不同的奖金，例如超额完成任务的月度奖、季度奖、年度奖，还有优质奖等等。厂里也奖励那些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人。我们有些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总想回家乡，为了让他们老老实实埋头干活，我们也给他们发奖金。”此外在文革前，有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区别。能否参加管理的首要标准是技术专长，这意味着工人无法参与管理活动。厂长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他的权力很大，可以单方面做决定，但他很少与工人接触。一些党员干部也迷信技术专长，这削弱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纽带。工厂党委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加强党的建设，从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党委也只关注生产。工人们曾经叫前党委书记为“生产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前，我不明白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这只跟教育和文化领域有关。我们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侵犯群众的利益，群众越是批评我们，越是给我们贴大字报（手写的墙报)。” 工厂以前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强调生产、奖金，强调专家和技 7 ==========第24页========== 术的重要性。与其它一些工厂相似，这家工厂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可能担任领导职务。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些因素得以消除。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一切。1969年6月文革期间，工厂的旧党委解散了，新党委取代了它。总而言之，文革给工厂体制和经营带来了全面的变革。 北京针织总厂的情况为这个全面的变革提供了具体例证。这个厂在文革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变革的基本特征。在生产经营单位，文革追求的目标是：端正干部的职能和工作，加强干部和职工的关系，转变管理的模式，促进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观一无产阶级道德基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体现于家庭生活、生产等）。这一设想的核心是个体特殊利益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 当群众开始掌握革命的理论时，上述目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基本著作，以及将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理论学习也要求集体的讨论研究，不论是在厂里还是在家里。这些集体讨论形式多种多样，其重点是弄通马克思主义，开展与修正主义及其思想影响的斗争。 这项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开展批判工厂干部错误的群众运动。其目的不是要让这些干部靠边站（除非错误严重），而是要帮助他们痛定思痛，吸取革命思想和回到革命路线。无论在什么地方，被群众接受的老干部才能恢复职位。但许多被批判的老干部不愿回到原职上一这主要是因为受极“左”路线影响，批判了一些仅犯有轻微错误的干部，有时甚至采用了诸如体罚之类的野蛮形式。这种做法打击了老干部的士气，使他们仅愿做一些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工作（详见后记）。而按照党中央指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教育尽可能多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作用下，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给人们的意识和日常的干群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党扮演总指挥的角色，对工人的影响很大，甚至在单位党组织暂时被打倒的情况下（如针织总厂）也是这样。 (二)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 文革中涌现出大量的新型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 8 ==========第25页========== 协助和指导下，逐渐完善并联合起来。北京针织总厂党委解体以后，在1971年，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诞生了。中国许多其它的工厂，类似的组织一当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名称一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北京针织总厂则是这种新型管理关系的典范。 1.工人管理小组 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工厂革委会成员，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组及其职责。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不仅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也加强了实际斗争。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鞍钢宪法要求参与工厂的管理。 工人初次尝试参与管理是在新的党委员会成立前，由革命委员会发起。一开始在一个车间发起，1969年2月推广到全厂。试验的重点集中在废除旧管理模式下实行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工作组织条例、纪律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不信任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进行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但许多规定已经取消，由此使根本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成为可能。 工人管理小组的职能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控制，这就引起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小组成立的根本原则从一开始就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旧的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工人。反对者通常认为：厂里已经或即将成立党委、党小组和革委会，因此工人管理小组是多余的。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说，这种反对观点正在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这些阶级敌人意识到，工人管理小组的成立将会有数百个积极分子的出现。他们明白他们的颠覆活动将因此被广大职工密切监视。很明显，管理小组的出现扩大、加强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由班组或车间组织，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也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所在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小组有着坚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北京针织总厂每年选举一次，上届成员如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则可以继任。选举由工人自己组织，在广泛讨论后拟定一份候选人名单。小 9 ==========第26页========== 组包括老工人（他们是主角）、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他们没有额外的报酬，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职责（开会、访问工人家庭等等)。 工人管理小组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①，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是革命委员会的职责。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 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李周霞解释如下： “现在，这些管理小组不再仅仅是强调互助和同志友谊，也强 调对党员的帮助。以往党员被视作前进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可能的革命对象。事实上，群众中常有新鲜的思想，广大党员们应该被组织起来讨论，使他们能在思想上受益于工人。以前同志们不习惯于帮助党员，但工人管理小组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现在群众已经主动帮助党员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 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工人管理小组参与所引起的党员思想的革命化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目标是彻底转变旧观念和做法，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有助于打破对党员的迷信，以往党员被当做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化身，他们高于群众、可以批评群众而又能免于被群众批评。 文革打破了这个迷信。原则上，只有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受到批评。而普通工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通过集体学习马列主义，以及私人的和家庭内的讨论。思想革命化活动不再是干部说了算。就像一个革委会成员说的，“今天人人都参与到政治工作来了。”扩大的政治活动使干部企图凌驾于群众之上变得日益困难，并逐步降低了资产阶级倾向增长的可能性。 工人管理小组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协助管理的过程，提出所有他们关 ①因此工人管理小组与南斯拉夫的自治是完全不同的，小组的目的不是确保利润并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10 ==========第27页========== 心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在各车间和班组之间进行讨论，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协调实现他们的想法，帮助革命委员会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介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鼓励职工讨论管理的建议和决定，并将工人的意见传达给管理人员。这样他们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联系。来自普通群众的批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它有助于纠正管理作风，使监督干部、监督干部决策过程以及监督决策实施成为可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集体意见的结晶。 在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人管理小组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同生产单位的小组之间有各种接触。在北京针织总厂，管理小组还处理涉及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这里没有质量控制部门，这是一个自我控制的系统，每个班组控制自己工作的质量，每个职工都极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划分为小组，仔细、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由此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广泛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因此，总体计划是经过反复研究的，最后的方案是各个车间和班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方法也在不同工厂和不同专门机构之间采用（见第二章）。 工人管理小组与工人、三结合小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全面的创新和改进办法，降低投资成本。在北京针织总厂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工厂中，初步投资预算经过相关车间和机械车间的检查后都会降低。（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有一个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的机械车间。该车间修复和改进设备，在工厂内部实现技术革新。在农村地区，机械车间总是最早成立的部门之一；这个车间会与当地工厂保持密切的联系。) “自力更生”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对待积累的态度。一个革委会成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厂己经组织了三结合小组来实现技术革命。这是一个专门小组，但关键是动员群众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专门小组，毕竟只有几个人。 “技术革命的目标由各个车间提出建议，包括改善质量、提高生产 11 ==========第28页========== 率、保证工作环境安全、减少工作强度等。技术创新成果通常应用于上述领域，并带来多方面的改进：新原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 “一些改进既能提高质量，还能减轻劳动负担。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车间，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尽管车间的条件正在改进，但仍缺少一些机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运动衫的机器，是用别的工厂的旧机器改造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声称，这种机器不可能同时印刷两种颜色。工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做？让我们试试看！’文革后，他们努力改进，经过几次试验，实现了双色印刷，并且证明机器非常实用。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缝纫车间的机器可以将剪裁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 一步完成。每台机器需要一个操作工人，这已是一项进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一一她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踏板，一天八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因为工人在操作这些机器时完全得不到休息。我们抬出来几台机器，与操作工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取消了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原来必须剪断布片之间的线，然后才能将布片分开。我们同样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一现在布片会自动叠放在一起，工人只需要用手拿着布，将它定位就可以了。如果广泛使用这种机器，实习时间将大大缩短一一旧的脚踏机器实习时间是半年一一劳动强度也会大大降低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来减少浪费。这些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的方法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出大机器。用二至五年的时间去发展好的机器是非常重要的。而关键就是要让工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创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 12 ==========第29页========== 该小组将在讨论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所有相关的工人或班组都会参加。小组将听取批评，对每个工人的意见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与生产计划的制定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参与讨论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组讨论，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在没有首先经过工人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哪个级别做出的决策，都是不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领导干部自己决策，即使新干部最终也会走上老路。” 管理小组的成员还会参加适当级别的党支部会一班组的、车间的或工厂的（党也有自己的会议，讨论具体问题）。这些会议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管理小组也有自己的小组会：厂级每月一次，车间级每两周一次，班组则每天都有。每日例会处理白天产生的问题，每晚都会做出一张平衡表。处理的问题可能涉及干群关系，政治问题，甚至日常生活（房屋、搬迁、个人和家庭问题，等等)。工厂或车间管理者不出席会议，以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并防止工人管理小组卷入行政小团体。 工人管理小组组织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的学校。他们帮助党委、革命委员会解决思想政治问题，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因为这些管理小组是群众性团体，他们必须遵循党的领导，党在决定他们的思想倾向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工人管理小组间发生的问题通过讨论解决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管理。党委和支部的领导作用通过参与工人管理小组日常会议体现，这样的话决策施行的对象就可以参与讨论、表达意见；未经群众充分协商作出的决定是不能实施的。不过，在车间或班组层次做出的决定，不是由工人管理小组的代表，而是由党支书或车间行政管理小组的代表来传达。 “扩大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聂同志解释说，“有这么几个好处：它使职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发扬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集体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培养基层干部等等。林彪副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大众的政策，民主的政策。管理，不是少数人关注的问题，而必须让大家参与。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反映了执行这一口号的需要。人人都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① 0当我参观这个厂时，同极“左”的斗争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极“左”路线的头子包括林彪等高级官员并非众所周知。不过，根据我的经历，如对话中那样直接 13 ==========第30页========== 1971年夏天进行此研究时，工人管理小组仍处于形成过程中。正如聂同志解释的：“我们仍处于试验阶段。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鞍钢宪法。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具体方法，我们会观察…” 在其他工厂，也有行使针织总厂的工人管理小组职责的类以组织，不过名称不同。他们有时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这个机构发挥了同旧工会相似的作用。旧工会在文革中逐渐销声匿迹，因为它们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沦为官僚机构，其领导成员已成为管理阶层，不再提出批评意见。因此，工会的干部非但没有了解工人的不满，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革命，反而设法泼冷水或通过分裂工人阶级来缓解工人的不满。在文革前，“官僚作风”感染了大多数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妇联等，其活动已几乎完全中断，至少是没有全国性的活动了。重组这些组织以及重新定义他们能够恢复职能的条件，都成了正在广泛讨论的主题。 不同于前工会领袖，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以及常委委员都是全职的工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脱离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厂管理方法站到一边。 这些评论并不意味着成立工人管理小组或职工代表大会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总方向的“绝对保证”。这些机构也可能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无法推动思想革命化进程。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其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因为并不能保证工人管理小组和其他群众团体永远是革命的，所以群众组织思想的不断革命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针织总厂处理这些问题时，以下几点值得强调：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工人管理小组成员思想革命化；管理小组成员需要继续从事生产，经常接受群众的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支配的小组要接受党委的领导。需要群众长期行使管理权是强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工人管理小组内，经常有工作方式的整风运动，无论在工厂还是车间层次上。工人总是有批评意见一一劳动人民总是有很多 提到林彪的名字还是很少见的。 14 ==========第31页========== 话要说。要通过经常运动和整顿来改变工作作风，以便迅速纠正错误。工人有时会表达严厉的批评，当他们批评有道理，就接受；批评并不完全是合理，要耐心倾听；即使没有依据，也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实际上，当群众确信对工人管理小组成员的批评能够促使其改正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表达意见。因此，工人管理小组这种组织形式，使职工能够通过有效的做法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监督领导干部。 2.红卫兵 准确的说，红卫兵不是群众组织；他们代表了一种个人参与管理的形式①。在针织总工厂，红卫兵开始于1968年年底，在工人管理小组成立之前。 红卫兵由个别选举产生，没有候选人名单。由每个职工来讨论候选人，对候选人的思想境界给予充分考虑。 “一位在思想上落后的同志不能成为红卫兵。红卫兵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传播毛主席的思想，了解群众的想法。如果思想上落后，怎样能帮助别人？” 红卫兵不是有定期会晤的固定团体。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组织，对职工的职责只是个人行为。红卫兵在思想政治上的工作更广泛，因为其成员多于工人管理小组。后者通常都必须是红卫兵，而不是相反。 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息息相关。红卫兵实际上起到监督其他组织的作用：他们记录工人对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党委工作成效的批评和意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组织脱离群众。红卫兵推进了工厂的思想革命化，协助各工作小组的领导，并在分析群众思想、反修防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工人管理小组和红卫兵在推进思想革命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将提供他们在针织总厂活动的一些实例。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年轻的车间代表，他忙于生产，不考虑其他的所 ①1972年考察期间取得的资料似乎表明这种“个人”代表参加红卫兵只是过渡形式，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集体形式所取代。这里将再次强调文中讨论组织形式的特性：“实验性”，以及与之相随的动态性、多变性。 15 ==========第32页========== 有问题。工人不满他的态度，谴责他不搞政治挂帅。车间的各班组开会讨论此事并决定批评他。通过公开演讲，工人管理小组的一位成员根据小组的讨论意见对他进行了批评。这个代表的第一反应是抵制批评他感到丢脸并对公开批评感到不满。 “工人曾告诉他，大家对他私下有讨论，但他充耳不闻，因此有必要把事情公开。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审查了他的全部。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开始，大家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批评教育，提高他的政治觉悟并促使他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工人管理小组认为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在向他提出批评之前，小组同车间的工人继续了商谈，总结了他的问题。讨论的结果生动的刻画出这个干部的“四张脸”：（1)被称赞时是笑脸；(2)被批评时怕丢脸；(3)面对困难时愁眉苦脸；(4)面对群众是朝天脸。这个总结与上百条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放在一起。 这名干部开始时很沮丧，也没有抓住批评内容的重点。最后一讨论可能持续了好几天一他说不该对被指责的缺点负责，因为他的脸是从他妈那里遗传下来的。工人们向他解释，批评的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的世界观。他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方式必须改进。每一条批评意见都进行了仔细的讨论，这个同志逐渐地改善了他同群众的关系。工人们夸他：“他的‘四张脸’变成了‘四个斗争’：面对表扬，他同骄傲作斗争；面对批评，他同不满作斗争；面对困难，他同灰心作斗争；当他的领导方式使他脱离群众时，他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工人们还可以通过大字报批评干部，比如直接或间接地批判某个官员，或采用一些代表提供的证据。批评都是有组织的，是根据集体对所针对的干部作出的总体评价，从来没有个人自发的。批评的具体内容是参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干部可以被公开批评，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需要由群众集体讨论这样做是否必要。另一方面，工人不应该被公开批评，而通常是在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私下批评，保证不至于将工人置于不快的境况。 3.革委会 革命委员会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机关，负责政策执行。革命委员会产生于同修正主义管理方式斗争期间，当时工厂党委已经瘫痪。他们最 16 ==========第33页========== 初只是临时机构，但他们的临时性质在其后几乎从未被提及。不过近来又较频繁的提及了。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解释了革委会的工作： “有时我们陷入了管理的细节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在我们的革命委员会开始运作时，我们常小题大做，把时间都花在通过电话来发号施令上。群众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在随后的讨论中群众代表对我说，思想政治工作要先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从此，我改变作风，更加注重工厂的全局状况。” 革命委员会负责协调工厂间的关系，以及工厂和计划处的关系。它对根据总体政治形势制定的计划及其实施进行监督（参见第二节）。文革中取消了厂长职位，由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担任管理职务；革委会主任则对更高的部门负责。革委会主任在计划及与其他厂事务（例如交付日期)有关的方面有决定权，但这些决定必须在征询工人意见后作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称之为“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例子。 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成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在我访问的工厂的革委会，大部分委员都是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 针织总厂的革命委员会有21名成员，基于群众、干部、解放军的三结合，以及老中青的三结合。在21人中只包括两名女委员。这个妇女代表名额不足的问题是过去遗留下的，委员们说：“我们在下届选举时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革命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新录用职工的方案，虽然职工调到另一个厂很少，但工厂不仅仅是生产单位，还是一个集体生活的中心。与苏联的做法不同，工作名册或者强制个人就业记录在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委员会同生产小组、思想政治工作小组这两个行政机关密切配合，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组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上一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工人管理小组审查季度报告，在同工人讨论后提出意见和建议。 4.党委会 根据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决定，成立了新的党委。针织总厂的例子，典型地反映了新的党委会是如何应运而生的。 工厂在1966年到1969年没有党委。在此期间，革命的重点是清除 17 ==========第34页==========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创造有利于老党委成员自我改造的条件。广大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整党建党运动。这项伟大的运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从而培养出新的革命干部队伍 整党建党的目的是要区别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伪装的敌人。为此，工人们就领导的做法、错误和世界观等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和批评。这一进程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它起初包括各种群众组织参加，有些组织虽然声称遵循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追随了相反的路线。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大联合”，即把各种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尝试。在许多工厂这一努力失败了，而后解放军也参与进来并给予工人政治援助，大联合才终于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三结合一建立 一个由群众代表、通过群众考验的干部和解放军代表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作为的革命核心。 全国范围的整党建党工作在党中央的指导下进行，党指明正确的做法，而中央的《红旗》理论月刊则发表具体实例和总指示。这些指示基本上是根据总体形势和工人的调查做出的。这些调查的目的是评价每个党员的历史，一般在干部们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农村和工厂开展①。 干部接受群众批评改变了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选举新的委员会，是党在各个领域完成整顿之后开展的。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因厂而异）和确定候选人名单。在针织总厂，候选人名单上有40人，最后27名当选。 工人们通过深入的讨论，指定了最称职的27人组成新党委。这些讨论以及工人对候选人意见的整理工作，由三结合机构的核心来组织。这过程由民主讨论，意见集中（通过会议建立共识）和与群众再讨论等连续阶段组成。这就是“四讨论三集中”。最后一次集中后，由全体党员选举党委委员。只有党员可以投票。 确立选举名单，不仅考虑到候选人的个人品质，也基于某些特定标准，比如必须包括来自工厂各部门的代表、各车间党支部代表和工人的代表一在文革前并非如此—而且必须坚持老中青三结合。在针织总厂，党委还遇到了妇女代表名额的问题。妇女参加党委的要求没有得到 ①参见后记，极“左”路线把类似调查变为个人斗争的工具，严重破坏了思想斗争。 18 ==========第35页========== 足够的重视。该委员会只包括五名女委员，虽然妇女占工厂人数的60%。党委对此事作了自我批评，并将要进行相应的变动。这一问题在中央的决议中也提及了。 针织总厂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与大多数工厂类似，可归纳如下：党委是政治领导，并得到革委会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支持。革委会有来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则只有工人。除了党委实施全面领导，党在车间和班组两级还有党支部。每个工厂的革委会执行党委所确定的革命路线。管理工厂是革委会的责任，因而可以看作执行政治路线的一个特殊方面。 党委与革委会的职责经常有重叠。例如，对上海工厂的不完全调查表明，70%的党委委员同时是革委会成员，49%的革委会成员同时是党委委员。在针织总厂，党委的领导人也是革委会的领导人一革委会的副主任是党委的副书记，而党委书记也是革委会主任。 工人管理小组协助党委和革委会的工作。他们在群众和领导人以及管理者之间起到协调人的作用。他们也监督党委、革委会和管理机构以及党的干部的活动。 般而言，文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显著的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在1971年夏天前，还不可能全面研究这些变化。对上海市1119个工厂的不完全调查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些结果。上海市共1070万人，其中580万人生活在市中心。在整党后，原来的领导人只占工厂的4532个党委委员中的37%。（整党不同于清党在于它改变党的职责而不是清除党员。）绝大多数新党委委员是党龄较长的干部。中国人十分强调在文化革命前党委中工人人数很少，大部分新干部是从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或是以前的普通群众。 党委的变革并不意味着那些离职者被当作坏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取得了新的职位，他们离开党委的原因是为了改造党委并吸收年轻干部。在所调查工厂的党委中，年轻党员占10%。“年轻党员”表示年龄低于30岁的党员或任意年龄的新党员。 党委成员中被开除出党的只占少数，在所调查的1119个工厂中只有 1.2%的原党委委员被清除。对这些党员没有使用法律制裁一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被解职，只是不胜任而没有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被要求退出党委。 19 ==========第36页========== 那些没有犯严重错误但群众认为不适合工作的干部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接受再教育，或者回到基层，或者参加“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由干部组成的新的生产单位，干校中没有等级划分。它们由第一批来的人建立，人们从头开始建设一切。干部们工作很努力。第一批人必须建房，平整土地，挖井，由于缺少必要的经验，他们经常向附近人民公社的农民寻求帮助。干校建好后，就可以增建车间甚至小工厂了。每天干部们进行生产劳动（通常在上午），学习和讨论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五七干校促进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化，这对于干部（如通常不参与生产的行政职员)是尤其重要的。 通过体力劳动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在文化革命前就开始实践了，但是 五七干校增加了新的内容：除了体力劳动，还包括集中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两项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人们认为再教育是光荣的，再教育的期限也不定。参加五七干校不是强制的，必须由干部自己提出。所有的干部，即使是没有犯错误的干部，也可以申请参加干校，只要党委认为其离开是正当的，并不会影响生产。这些申请也要向群众征求意见，干部必须得到工厂和地区党委、 五七干校工人和革委会的同意。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半年到一两年，如有需要，干部可被要求离开干校。 权力机构所经历的变革，其意义无法在统计意义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众多成员接受了群众批判，引发了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并转变了他们的世界观。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努力运用毛主席的教导：“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每个人都要重新塑造。”这个教导也同样适用于年轻和不成熟的干部。 只有意识到1966年以来的巨大变化，才能理解社会管理所发生的深刻转变。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新兴组织形式并不是成熟的，它们产生于持续多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促成群众大联合的艰巨努力。即使在这些条件下，新的组织形式也没有轻而易举的发展起来。比如，工人管理小组以及其他工人代表形式的生命力仍待讨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同样的关注：如何发展群众组织结构能够最大程度上调动群众参与工厂运行管理并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化工厂内整个行政关系网从而削减管理机构成为可能。很多问题都还在继续解决中。 20 ==========第37页========== 当前讨论中很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群众组织和群众之间可能产生隔阂。工人管理小组成员或当选干部确实有危险最终脱离群众。由此需要经常在群众组织和社会关系中强调以下方面：工人管理小组和类似机构的成员必须不断提高意识形态水平；他们必须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列；他们必须参与生产劳动；他们的活动必须接受群众的批判。曾经取得群众信任的干部并不能保证永远执行正确路线，因此必须经常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检查，并且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的成员可以应工人要求而撤换。最重要的检验是从“下边”来的，但是必须有从“上边”（党委）来的政治检验作为补充。 因此，群众组织的意识形态革命化问题永远存在。中国人不承认任何这样的错误认识：存在某种奇妙的组织形式，能够永远避免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蜕变。 ニ、工业计划 (一)工业中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中国有两种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中第二种由某些工人集体（如生产队)所有。例如上海市共约9800个企业和生产单位，其中3200个是国家所有的，6600个是集体所有的。 从管理角度看，这些企业可分为三类： 1.规模较大的企业。它们是“国家”管理的一由中央政府或省（直辖市)政府控制。 2.小的城市企业。它们由街道层次的单位管理，通常由相应的革委会指导。 3.区、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层次的工业企业。 前两类企业满足人民生活、工业和出口需要，第三类主要满足农业需要，但也供应一些城市工厂（这是个附带的功能）。上海市的集体所有企业属于街道层次，它们的生产单元限于居民街区的管理。郊区的集体企业主要由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所有。例如，在1971年的上海市，属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工业企业（集体所有制）有3800家：属于区一级管理 21 ==========第38页========== 的有1000家。这两类企业雇用28万人。上海市的产业工人共有256万人。 集体企业包括小的和中等规模的工厂。比国有工厂相比，它们数目众多但产值较低：它们只占工业生产的4%，而国有企业占96%。 1957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以来的普遍趋势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管理的去中心化和让地方官员放手管理日益增加的生产单位来鼓励地方的积极性。上海市这些管理类型下的工厂是如此发展的：1957年几乎一半的(46%)工业产值属于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企业，而1970年只有6.8%，另外的93.2%属于地方管理的企业。去中心化是受到中国人称之为“与中央管理专政作斗争”的推动。这种斗争是为了培养“两种积极性”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 考虑到规模，企业可分为大的、中等的和小的。小的和中等规模的企业占了绝大多数。上海市的3200家国有企业中只有90家是大企业（职工超过3000人)，300家是中等规模的，2810家是小企业。 大的、中等的和小企业的差别不仅是数量上的，也与生产类型有关。例如，在机械工业，100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就是大企业，而在纺织工业只有3000职工以上的企业才是大企业。按照企业大小的1970年总产值分布如下：大企业28.5%，中等的24.5%，小企业47%。1971年的数据分别是30%，26%和44%。 人民公社的形成是集体所有制形式工业大发展的开端。 “街道工厂”是由邻近街区的居民所有，并由街道革委会经营的。它们在大跃进期间产生，文化大革命给了它们巨大的推动。它们代表了新的工业发展方式，并反映了打碎旧形式的努力。它们使得妇女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劳动，1971年大约有20万上海居民在这种企业中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来是家庭主妇。这些妇女主要出于政治原因想参加工作，她们在经济上没有补贴其丈夫收入的必要。她们的动机主要出于对参与生产劳动的渴望①。 街道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它们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修补衣服、缝纫、洗涤、零修。它们减小了家务负担，并使日益增加的 o关于街道工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角色，请参见Claudie Broyelle,La Moitie duciel(《半边天》)(Paris:Denoel-Gonthier,.l973)。 22 ==========第39页========== 家庭主妇参与到生产中。它们同时也适应了更广泛的需要一轻机械加工业，晶体管制造业，等等。这些企业不会依靠国家投资，而是全部依靠这些边际资源（废弃原料，旧机器，自筹经费）。 虽然这些集体的城市小企业现在主要是满足当地需求，但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去适应更广阔的工业需求，并且希望最终出口他们的产品。在地方上和人民公社，小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肥料，农业工具和机械，小机车，等等)，有时候也为其他工厂生产。 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转变为国家所有，这种结果是辛勤工作所获的至高无上的成就。然后这个工厂就直接纳入国家计划。例如，上海的一个处理棉花废料的纺织厂最近刚刚变成国营企业。 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小企业和中等规模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中国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这些企业。经济需要并非这种模式的唯一驱动力，这反映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些企业的一个主要政治优势在于，相对于复杂的、留下资本主义生产烙印且趋于越来越大的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允许工人管理小组更自由的发展。而现行政治观点的目的，就是去打破或限制这些大企业，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为工人控制的生产单位。 (二)国营部门的管理和计划 工厂是基层的经营机构。以上海为例，工厂之上的领导机构有工业厅（局）及各专门处级机构。 工业厅（局）专门协调各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单位。再以上海为例，该市有九个工业厅（局)。分管钢铁生产、其他金属的生产、化工、纺织和手工业、机电制造、电子通讯等精密仪器、轻工、电力、建筑（主要是工厂和住房，也包括学校、医院等)。每个工业厅（局）负责的工厂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 工业厅（局）还设有一些下属的处级专门机构。各处级机构的负责领域更窄一如拖拉机、药品等。上海有将近一百个这样的处级机构，位于生产单位与工业厅（局）之间。不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厂，都直接由相关的厅（局）领导。这些厅（局）和处，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控制企业的计划，它们管理企业计划的起草、创立、协调和执行。 极少数企业直接归属于中央政府，由国务院的各部来掌控。为确保各省的统一计划，各省计划中也包括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脱 23 ==========第40页========== 离所在省份，它们在生产计划和产量分配方面同时获得中央和省革委会的帮助。 实际上，地方政府（各省、区、市）在计划和管理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种“权力下放”使得省、市政府能够促进辖区内企业的密切合作。各省的管理遵循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发展大方针，通过生产辅助设施、鼓励创新、寻求当地原料，促进了各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省级管理的目的是为协调各企业的积极性，而不是扼杀其积极性。近年来，中国“反集权”的斗争蓬勃兴起一而鼓吹“集权”正是刘少奇路线的一大特征。一些省份、尤其是北方的一些省份，类似于“托拉斯”的组织机构一度建立起来，不过在文革中都解散了。 中国的“权力下放”政策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的“权力下放”政策截然不同。在苏联和东欧，“权力下放”的特点是企业联合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计划指标则不断减少。与之相联的政治背景也不同。根据苏联现行做法，权力不断的转移给经理阶层而不是工人阶级。这种“权力下放”实际上是国家资产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从经济方面来看，苏联的“权力下放”侵蚀了价格计划体系，使得利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中国，“权力下放”使得工人阶级能够开始集体支配自己的生活，物价由计划控制，利润不是决定因素。正是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苏联的计划。 “权力下放”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管理机构得以大量削减。而且，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管理形式的条件，也是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不过，只有每个下属企业在制定计划时将自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权力下放”才能有效与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权力下放”与计划是无法协调的一除非靠颁布繁琐的强制命令，并通过行政手段来检查计划的执行。我们都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 中国人民把这种并非靠行政力量来集中的计划叫做“统一计划”。统的标准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它充分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它的作用是促进和集中群众的创举。 “统一计划”要求在各级、各生产单位实施如下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工人制定计划和管理工厂时也必须遵循：政治挂帅一工厂的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干苦 24 ==========第41页========== 干；“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备战备荒为人民”；遵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一土洋结合，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运用先进技术也不排除传统技术。对不同行业，制定计划还要依据具体方针（定量和定性），以贯彻政冶总路线的精神并确保全面均衡发展的需要。 统一计划就是各生产单位的计划必须统一；否则不可能把各级制定的计划集中起来。 许多产品被指定为“基本产品”，例如像煤和钢这样的重要原材料直接由国家进行计划。次要产品（水泥、用具）由省来计划。其他产品（农业工具、日常必需品)，由于很广泛，故不可能由中央制定计划，这些产品的计划由地区来制定。集体企业的产出，大部分由地方消费来决定，归入地区计划。 国家计划首先集中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出口产品也由中央计划。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垄断的，进口和出口由政府部门控制，这些部门直接指导对应单位的生产。对外贸易计划的技术细节不得而知，但指导原则是清楚的：一是避免任何一种产品过度依赖进口；二是为特定国家提供援助；三是增加贸易伙伴的数量。 国家计划并不包括所有省及地区计划的细节，但是它规划不同省份的主要需求。例如对水泥来说，中央计划制定水泥生产省对其他省的供应量。这种需要被合并在省级计划里，必须满足本省和其他省份的水泥需要。 尽管国家分配部门控制省级产品的分配，但并不规定每个省或地区怎样使用分配到的原材料。每个省也遵循同样的过程。各个地区收到的指示被视作它对其他地区的承诺。不同的水平是按弹性规则配置的，而不是抽象的、刚性的和官僚的。 统一计划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需要对集权管理做斗争。它的目标是创造条件使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进行有效控制，这样比通过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但生产者没有权力的情况要好。统一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完整部分。 工业消费品首先在地区或省级水平上计划。国家计划和那些不同生产单位的计划不仅关注生产，也关注产品分配。消费品通过国家物资局 25 ==========第42页========== 分配，这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的时候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物资局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为对于企业来讲，他们代表了消费者一在企业和物资局之间的会议上，他们会详细的探讨消费者的需求一并确保这些需求会得到充分的考虑。生产单位进行自己的调查并且尽各种努力了解人们的需要。这些调查是在物资局的协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在计划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精确需求量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会对如下因素进行计算，如存货周转率、日循环产量等。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有助于生产单位明确需求、制定计划，尽管这些计划不能详细说明单一产品多样化的细节。产品分类计划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新产品的样品（例如鞋）会有一个展览，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要。国家物资局制定产品的具体数量，并在一年中间进行修订。生产单位也要调查消费者的反应来完成产品设计；他们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调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下面就是一个产品通过对其实际用途的调研而改进的例子，是关于 一个为人民公社提供特制雨衣的工厂。工厂工人在水稻种植的季节展开调查，发现弯腰时他们的雨衣会拖到田里。在和农民的讨论之后，他们增加了一组纽扣从而抬高了雨衣的下沿。 制定计划需要通过基层和高层之间不断的交换意见，从而达成一致。党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因为问题基本上是通过协商解决，产生的任何矛盾都是次要矛盾。中国的计划制定有如下的特点：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是只关注“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结合了这样的政治取向一总路线和党的具体指示都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其焦点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作出一切努力避免浪费。虽然中央政府在总量平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制定和改进计划中的作用则相对有限。这样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合作，依靠联合的工人阶级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工人之间的联合必须建立在政治和思想基础之上。这种联合，使得最终消除尚存的市场关系，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关系成为可能，这与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思想革命化成果密切相关。这样，劳动将最终成为直接的和社会的劳动，不再是为只为工资而劳动，而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劳动。从基层开始制定统一计划的理念正是为这种转变服务的。 26 ==========第43页========== (三)统一计划的发展 1.厂一级的情况 计划通过基层和高层不断的交换意见而逐渐完善。国家（本例中是国家计委)提供一些总的指标给给北京市的各个局（比如纺织局)，纺织局进而将大致的指标下达给各个厂。这些指标是建议性的，它们是中央政府、北京市、纺织局和商业部门协商后初步估计的结果。它们将作为基层（每一工厂）进一步完善的起点。 北京针织总厂年生产能力为约2000万件各种织物。上级下达的规定产品种类和产量的初步指标提交工人讨论。讨论中将评估工厂的设备能力、创新能力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商业部门派出自己的队伍，并提供各种销售数据。以夹克为例，他们就数量、规模、面料（棉、尼龙等）与样式（领子的样子，长袖或是短袖）等提出要求。工人通过走访商店及其他渠道获得顾客意见的第一手资料。提出要求经过一系列的研讨会讨论，形成一个提议送交北京市纺织局。 对于出口产品，有关部门经群众讨论向工厂提出建议，工厂再提出回复意见。纺织局的计划处协调所有数据保证总量平衡，并通过与工厂协商制定明确的指标。最后计划处做出决定并下达给工厂。 年度工业计划也可以分为月度、季度计划。这些计划可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做出改动。年度产量计划可以做必要的改动，以避免过剩。这些改动由计划处决定。工厂本身在革命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具体的年度计划。 针织总厂主要按年度计划运营，但工厂也能为五年计划提出建议。用于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包括：编制总额、主要产品产量、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质量、产品设计和产品范围，以及关于劳动能力、原料等的指标。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定期检查。 计划和评价不仅和产生的目标及要遵守的规范相关，而且也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有关。如各项任务应该是如何完成的，在机械设备、物资采购、原料储存方面应有哪些变化。在技术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尽力当场解决问题，以保证原料、升级设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2.省一级的情况 辽宁省有2800万人口，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农村，有三分之 27 ==========第44页========== 一的在城镇。全省大约有240万名工人。 重工业曾经占绝对优势。目前，按照各省都要相对独立发展的指示，己有的以及新的工业部门都得到了发展。全省目前生产各种工业产品一 一包括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电机产品、纺织品、服装、鞋类、家具等。农业也不断发展并实现多元化。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工业占90%，农业仅占10%。 关于农业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向我作了如下解释：“目前，全省农业生产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全省城镇人口比重最高的沈阳（城镇人口占60%）也实现了粮食和蔬菜的充足供应。过去我们每年需要输入8.0亿斤（合8.8亿磅）粮食。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去年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过去我们要从广东和一些北方省份输入一些蔬菜。到去年为止，已足够满足城镇人口需要，我们甚至可以输出一些蔬菜给外省。蔬菜产量达到了15亿斤（1.65亿磅)。这些事实证明，尽管城市人口很多，我们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蔬菜，同时也没有忽视发展我们的工业潜力。”关于计划，这位委员提供下列资料： “在制定计划方面，我们正在斗批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利润挂帅，大搞物质刺激，专家治厂，依赖外国人一一正在被推翻。工厂生产方面，我们不再是仅考虑利润，我们的基本方针满足是国民经济的需要。 “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首先依靠政治思想工作，使每个人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物质刺激。为了成功完成计划，我们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千部的三结合，而不是少数几个专家。” 计划通过几个阶段不断完善。生产单位会先得到反映社会需要的总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而只是包括优先级和数量级。计划的初步拟订是在每一个生产单位，遵循“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原则。有一点经常被强调：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估计困难。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工厂的工人们开展调查，以获得关于顾客或用户的需求的具体数据。比如，农机厂的工人会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需求情 28 ==========第45页========== 况。如果有几家厂生产同样的产品，他们将派出代表进行讨论，按最合理的方式分配产量。这些调查及讨论的结构将接受革委会、工人管理小组及各厂三结合小组的审查 这些生产计划必须加以协调。协调机构因产品的性质、消费领域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情况不同，参与讨论的官方机构包括地区或省的革委会，对于大型工业企业的计划，甚至中央政府也参与讨论。 各级党的干部与行政干部审查和协调项目，以建立资源和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过程中也一直与各生产单位保持联系，从而完善包括分项目在内的整体发展计划。这样得到的项目计划再下达各生产单位，并由工人们再次讨论。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这样描述制定计划的进程：“首先，它是自下而上的；其次是集中了基层和上级的意见一上级不是凭空发号施令，而是和各生产单位密切联系，以期完善新的计划项目；第三是集中了全省的力量；第四是结合了中央和地方的力量。” 国家的要求一包括来自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各省、解放军反映的要求一都下达到各省，并纳入各省的计划。各省的计划也包括了其他省份保证供应的资源。总方针是力图使各省和各地保持相对的经济独立。 因为计划不断精益求精得以完善，而且人们也力图保持谨慎的态度，所以计划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顺利完成，而往往是超额完成。不过，当清楚认识到一项计划不能得以完成时，通常会展开讨论以确定哪些目标将被放弃。这样的决定是计划执行过程中，与群众密切协商后作出的。 文革前的趋势是将所有这些问题交给专家和管理人员。尽管开展了大批判，这种趋势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一次，一个厂革委会委员们认为某项计划无法实现，没有征求群众的意见就想把指标降下来。工人们批评了管理阶层，当重新分析困难后，找到了解决方法，工人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方案，最终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 在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阶段，平衡顾客需求和生产消耗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现在，自动降低产量的方案被否决，重点是探索解决办法达到初步目标。这叫做寻求“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也就是说，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来解决不平衡。这些问题都通过与工人的协商得以解决。辽宁省革委会的一位成员就此作出了如下的评论： 29 ==========第46页========== “在去年的计划里，煤炭成了一个难题。我们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根据预测的煤产量来缩小其他产品的目标产量；或者是发动群众，以期增加煤的产量。工人多次开会讨论此事，他们的结论是，既然没有足够的煤，因此要呼吁群众提高煤产量并推广节约用煤。 “得知了煤炭短缺的情况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后，工人们马上开始了节煤增产的努力。全省煤炭增产数百万吨，节省的煤炭也达数百万吨。工业生产得以充分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这表明，走顺其自然的老路，不如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 3.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不如年度计划详细但制定计划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它们为主要产品的预期增长提供了一般的指导方针。他们不为每个生产单位的项目设立详细目标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不过，当规划建设大型生产单位时，将通过同熟悉相关产业的工人深入讨论并做出较为详细的方案。这种努力并非只限于“专家”，而是涉及广泛的群众参与。 五年计划还包括工厂的改造和扩建等长远规划。工厂是改造还是扩建需要征求该工厂的意见后再做出选择。在某一行业部门，行政官员和各工厂共同确定，哪个单位能从改造或扩建中得到最大的收益。最终的选择必须在与工人和相关企业充分讨论后得出。 这些规划的细节都将在企业内得到广泛的讨论。最后还要同其他工厂（尤其是将为改造和扩建提供必需的设施和装备的工厂）的工人讨论。 这些磋商都是非常密切的，在必要时各厂还可能要交换工人，这样他们能够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通过和工人们密切磋商，同时对制定现实可行的目标进行仔细和具体检查后，详细的计划完成了。此计划的成功实现原则上不会遇到太大困难。工人们参与制定详细计划，且在设定目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有理由把成果视为“他们自己的事”，并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计划的各方面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所有的事件不可能都按照预期精确发生；困难问题不可避免突然出现。这时的做法是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在工人的帮助下现场解决问题。请求其他生产单位帮助，或者请求地区、省革委会降低目标仅仅是最后的手段 无论如何，计划不可能完全实现，问题是要放弃哪个目标。在保证 30 ==========第47页========== 通过压缩局部需求来满足总需求的原则下，优先权通常给予那些包含满足其他省需要的任务。 一个南京革委会的成员解释道：“优先权必须给予那些获得国家平衡的任务，如果没有国家平衡，一个省的平衡就是扯淡。”应用这个原则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检验，主要看该方案是否会导致省内大的困难。 无论如何，降低产量的决定不能由工厂自身作出。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工厂计划才会下调。这得益于中国经济计划的实事求是，以及生产同一产品的各生产单位工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密切的联系对于解决计划的局部目标不能实现而引发的问题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 生产单位之间不仅通过对应的办公部门保持间接接触，而且通过工厂工人间的密切联系直接接触。无论任何难题发生，大家都一道努力想办法。这些直接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协作的具体体现。 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存在的紧密接触却决不意味着他们保持直接的市场关系。价格并不由工厂制定。企业之间的产品分配由国家物资局决定，同时它也将产品分配到消费者个人。这对于限制计划外交换非常重要。 1.价格制定的问题 价格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相当次要的作用。在全社会或特定生产单位层面上，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并不是影响计划目标的主要因素。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努力降低成本，但价格并不指导生产。生产由政治路线决定。价格本身不过是政治路线的次要表现。 在价格稳定和总体财政平衡方面有一个偏见，即价格必须稳定同时生产单位一定要尽可能少地依赖公共财政资源来弥补赤字，对生产单位来说亏损只能导致不良状况。恰恰相反，生产单位的收益取决于总体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谈论稳定价格等于说通行的价格主要是“历史价格”，或者是为政冶原因和适应成本变化的修正价格。每种工业品的售价是以成本价为基础的：对物资局的售价等于平均成本价格加价15%，这个增量被添加到社会累计基金中：对消费者的售价依据政策的变化来确定。 1.重要必需品没有利润，如有必要国家会补贴。以谷物为例，因为国家垄断，对农民的实际收购价就等于零售价。这意味着国家承担了经 31 ==========第48页========== 营成本、运输成本等。在特定地区，比如北方，谷物的成本价（从人民公社的收购价)比较高，零售价仍然和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些产品上，物资局持续亏损。 整体上说，近年来必需品的消费物价不断下降而同时对人民公社的收购价却没有降低。例如50公斤大米的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降到了1970年的16.40元。同样地，人民公社收购价可以上升，但消费者价格不能上升；去年，油菜籽和菜油的价格就是这样。 2.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实物以成本价售出，这意味着销售没有获得利润。例如药品的价格，随着成本的减少而降低。这样20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从1953年的2.10元降到了1970年的1.23元。当一种社会需求必须优先考虑时，收费就被免费发放所代替，比如节育设施。 3.日常必需品很便宜，尽管维持着一定利润。例如50公斤块煤的价格，从1950年的2.8元降到了1970年的2.5元。 4.非必需品（如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的“历史价格”通常是保持不变的。这些产品任何可能的降价都会增加社会累计基金①。 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的价格不仅和政策有关，更重要的是和政治有关—放在政治和社会选择上。 简言之，消费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1)必需品按可能的最低价销售；(2)日常用品一其价格高于成本，但随成本下降而下降； (3)目前看起来的次要需求一价格保持不变。总体来说，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所下降。 设备、原材料、能源等是按照成本价提供给生产单位的。这里同样尽力保持价格稳定。如果成本价下降，这种下降不会自动反映到产品的售价上。成本下降，商品价格却不下降，这使得生产厂的利润增加。如果成本下降相当大，这种价格下降会传递到工业品消费者那里，但不会在一个年度计划正在执行的时候，以此来保证有效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对比不会失效。企业通过比预期支付得少而获得的节余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是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为每个生产单位都能够准确计算运营成本，价格稳定更为可取。在任何情况下，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技术 ①降价会增加销售量，从而增加积累。一译者注。 32 ==========第49页========== 应用、原材料使用等)并不主要依赖货币竞争。基本的决策反映了总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这与货币核算不同，后者是可以由独立生产单位做出的。 2.社会主义者协作 工厂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需要一个企业关注周围群众的利益，也需要企业或消费者关注自己的特殊利益。下面是这种协作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反污染斗争的，因为不同企业和群众的协作，在天津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获得了明显成效。协作使得从河中移除废水、挖掘地下管道以及修建废水处理厂成为可能。这些工厂抢救了数千吨有用产品，并生产了用于数万英亩田地的化肥。 在垃圾、固体废料和尾气的处理上同样获得重要成果，废料通过处理又变成了新的原材料。在辽宁抚顺地区第3炼油厂，通过处理尾气、废水和矿渣产出了19种化学产品和稀有金属。炼油厂治污带来的变化，是周围大气的净化，同时每年获得价值几百万元的原材料，包括钠、硫酸盐、干冰及生产合成织物所需的原材料等。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通过工业生产者和工业用户的密切协作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这就像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这种协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一点为工业和农业用户、销售网络、以及独立购买者所证实。这些成就与其说是服从于生产者的利益，不如说是服从消费者的利益。对生产企业来说，提高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耐用性意味着很多额外的工作（研究、开发等），并有可能增加成本，因为这些改善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价格或增加总销量，同时产品确实变得更加耐用。 生产企业的利益就这样服从于国家总体利益。这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一产品不再被交换价值、产量及货币收益所支配，而是被使用价值所支配。这预示着社会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与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权威，却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人的看法相反，这些变化不是自发的。他们并不由生产力的发展机械决定。这一点是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重要意义所必需的，应该理解今天中国所看到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工人们一直以来通过改变劳动分工、消灭生产单位中的等级关系、掌握管理权、掌握专业技术的斗争，并且 33 ==========第50页========== 还将继续下去的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仅是造反，而且有着革命因素。斗争的成功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需要对多样的变革及其相互依存关系的性质有一个正确估计。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斗争需要革命党领导的原因。 三、苏联劳动分工模式的变革 (一)管理工作和生产劳动 首先觉察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近年来开创的用以形成新劳动分工并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新途径。这个变化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生产关系这一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和生产方式。社会主义不意味着仅是形式上的和法律上的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更重要的，首先是蕴含着生产关系上的变化。 显然，要检验那些在大跃进过程中首次出现的，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极大发展的重要变化的所有特征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仅仅讨论这些变化的几个本质特征。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管理工作和一线工作的分工，开展“三结合”活动极大地消除了这种分工。这毫无疑问就是工业企业的一种巨大变革，其基础是从少数人管理过渡到多数人管理。 在这里我们将讨论国营工厂。人民公社管理的企业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并未涉及。“国营工厂”是指在中央政府或省、地区及市革委会等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直接领导下运营的工厂①。所有这些工厂都是国家的一部分，即使它们不属于中央机关管理，而属于地区一级（人口大约50万)管理。 文革前，国营工厂在党委管理下，由厂长负责日常经营，而厂长通常具有管理和经营两种职责。厂长不由工人选举产生，而是由工厂隶属的上级管理部门指派®。党委会成员原则上应由工厂内的党员决定，但 ①由革委会代表国家权力，委员由多数人选举和再选举，标志着在摧毁国家的方向 上又前进了一步（参考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 ②参考Bettelheim,J.Charriere和H.Marchisio的著作，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e en 34 ==========第51页========== 实际上通常是由更高级别的党的官员指定。 1960年，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排斥多数人参与管理的组织方式。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发表，将鞍山钢铁公司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①。这是大跃进时期鞍山钢铁公司工人在生产实践中的首创。鞍钢宪法陈述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些必要条件，以五要素②的形式加以表达。 鞍钢宪法强调政治挂帅，工人必须参加管理，干部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这些原则测在文革中被群众接受并得到执行。鞍钢宪法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社会管理实践的起点，它反对从1960年到文革开始时期占主导的管理实践，这一时期在很大的范围内，多数企业并没有实行鞍钢宪法，只要工人自己还没有学会处理这些问题，旧有的事态就会继续存在。 鞍山革委会花了八年时间，到1968年5月22日才采取正式措施使鞍钢宪法成为该地区所有企业的组织基础。鞍钢宪法代表了群众运动的顶峰，其首创精神得到了革委会的肯定。毛泽东自己解释说，之所以这些原则迟迟没有落实，是因为这种新型管理模式具有革命的意义，实行鞍钢宪法需要开展阶级斗争和广泛的群众运动。这正是文革中时时发生的事。 毛泽东并没有尝试“从上层”改变状况，这种办法只能获得表面的结果®。革命的领导不能代替工人本身。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原理，群众运动必须自己打破旧有的生产关系，“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 Chine(《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Paris Maspero,.l965);同时参考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①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批语中宣告：“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一译者注。 ②参考《鞍钢宪法促进革命生产》，《北京参考》，1970年4月17日。鞍钢宪法的基本原则已在第一章综述。五要素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一译者注。 。依靠群众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整个实践中的重要特点。例如毛泽东1943年10月1日的讲话：“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选》，第 三卷（北京：外语版，1965），第131页。 35 ==========第52页========== 级自己的事情”。1960年以后已经存在的事态只能通过群众的首创性和革命批判性来改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道路的辩护人一刘少奇的信徒 尽力维持当时主流管理方式的情况下。 1960年到1966年期间，鞍钢宪法被束之高阁，证明确实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通常，走资派①倾向于实行苏联的管理模式和原则；这些原则在中国被称为“马钢宪法”（对应于鞍钢宪法），即在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俄罗斯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钢铁企业执行的管理方式。 在中国人简洁的语言风格里，把早期组织形式描述为“专家治厂，生产第一，利润挂帅”®。这和强调物质刺激一一发奖金、涨工资等手段是并行的。所有这些苏联流行的东西，在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同样流行着，尽管是以很不发展的形式。 倡导修正主义路线的人进行了相当大的抵抗。事实上，实行的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少数人能够通过他们的优势地位获得利益，既可从生产过程中获得，也可从决策过程一积累基金的形成和使用、计划的具体实现、技术的改变、任务的安排、规则的制定等中获得。 用社会主义管理方式取代以往占优势的管理模式，受到了长期的阻挠和反抗，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于工厂的“专家”，也来自于某些共产党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是中央一级的干部、隶属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另外，极“左”路线（参见后记)对革命路线的歪曲也破坏了革命路线的推行。例如，革命路线认为必须将技术员和专家结合到 三结合的管理小组中，而极“左”分子却主张将他们排除在外。许多工人都反对极“左”分子的做法，因此建立新的管理方式也被推迟了。当然，与资产阶级路线一无论极“左”的还是右的表现形式一的斗争直都在继续。 最后，反对派不断重申说，他们的立场符合苏联的惯例，不仅在当时，甚至在苏共二十大以前也是如此。 D原文为“the proponents of the capitalist road”,意译即“资本主义路线的倡导者”。—译者注。 ®完整的表述应为“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一译者注。 36 ==========第53页========== 强调领导的绝对权威、专家至上、重视奖金和物质刺激，这些原则并不是当时才在苏联流行的，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困难时期，尤其是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就已经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期间，这些原则继续保存下来，并在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快速工业化时期得到有力的推动。 领导独自对执行党的政策负责，从而拥有绝对权利，这一思想曾在1918年3月得到列宁的倡导①。这种管理理念及其对专家的依赖和一整套奖金制度，有着非常大的缺陷，会造成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 按列宁的观点，给予专家以管理者的角色，付给较高的薪水，与无产阶级路线是不相一致的。他把这一步骤当作建立新型社会关系过程中受形势所迫的必要的退却。用列宁的话说： 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以上所述，如列宁所认为，确实是一种退却。对于这种退却，列宁并没有尝试去掩饰：苏维埃权力被暂时以行政事务的形式委托给专家，并给予他们高薪。但事实上，这种退却并没有迎来所期望的前进。随着 ①应指1918年3月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当时俄国刚刚同德国缔结《布列斯特合约》，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遗留下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迫切需要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投机活动和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行径所造成的创伤。由于国内怠工现象普遍、小资产阶级散漫习气严重，列宁指出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消除铁路上的怠工和松垮现象，因此《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取消了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代之以委员的个人权力。随后，制定《劳动纪律条例》，要求一切国营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严加惩处。这对整顿社会主义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此外，针对苏维埃成员变为变为官僚的趋势，列宁同时还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详见《列宁选集》第3卷《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第3卷注释250一258。—译者注。 ②《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7）第655页。 37 ==========第54页========== 时间的推移，专家们的家庭出身逐渐改变。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让位于工人阶级出身的专家，但是这些新的专家只是被安排到同样拥有管理权力和权威的职位上。这意味着用来对抗资产阶级而采取的“退却”的政策，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 列宁也要求采取必要的工作规范： 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① 列宁写下这些话时，俄国正处于混乱之中且党还不能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队伍。对于列宁而言，这又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但这临时的措施却变成了苏联永久的特征。总体上，这一整套规章和奖金制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执行了很长时间。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强调集体管理必须被个人独裁式的管理所取代，因为他认为当时的集体管理引发了责任不清：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 ①同上，第664页。 38 ==========第55页========== 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① 列宁的观点可能与当时俄国革命的特殊阶段的要求相符，可是一旦变为现实，这一进程就没有再停止过。从此，由于失去工人的监督，厂长和书记的权力和权威越来越大。工厂的管理部门、干部、专家和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之间的权威和命令关系，为苏维埃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毛泽东摒弃了这种管理方式，并不止一次地强调“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的观点。在中国，工厂管理主要是政治挂帅，即优先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标，而不是局限于经济目标。在执行管理任务时，革委会在党委的领导之下，而由于工厂党组织经常召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党委也比以前更有效地得到群众的监督和控制。 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的出现，形成了一个以最终消除管理与劳动差别为方向的良好开端。这一过程包括工人参加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多种形式。 消灭管理与劳动差别的趋势并不仅限于在革命委员会有部分工人代表参加，也不限于工人对革委会和党委会的监督和控制。首先，那些拥有管理和行政职责的人每周必须花2~3天进行体力劳动，一般在特定的工作岗位上。其次，由于成立了工人管理小组、班组和车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等组织，管理和监督活动都降到了车间、部门和班组的这种层次上。这些小组的活动集中在工厂生活的各个方面一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分派生产任务、核算成本、技术创新与投资、建立健全各种工作条例和安全条例、管理福利基金等等。根据已有数据，经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工人的比例大约为20%，其他工人也通过如车间和班组等机构参 ①同上，第673页。 39 ==========第56页========== 与到活动中来。 由于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无产阶级道德的广泛普及，这些活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由此，工厂越来越不再是简单的、只具有有限而狭窄的技术问题的生产单元，而是越来越明显的成为一个政治单元，一个容纳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活动的场所。 (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在资本主义工厂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反映在工人和工程师及技术人员的工作分工上。工人从事直接生产性的工作，而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则管理生产过程，决定工作流程的改变、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规则等等。当这种差别延续下去，甚至越来越大，就像资本主义工厂那样， 一线工人就被置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下级地位。文革期间所发生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消除脑体差别这方面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成果之一是出现了三结合小组。小组由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组成，着力于解决技术问题。依照中国广泛采用的形式，工人是小组中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力量。三结合小组负责工厂的技术升级、技术更新和技术规范的创新，以及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正是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得只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才有技术革新的特权。 三结合小组的活动和政治教育以及工程师参加体力劳动，逐步消除了工程师、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分裂，同时也消除了技术人员、工程师对工人的统治。这一趋势在意义深远的教育革命中进一步得到巩固。当然，教育革命也是复杂而又很不完善的，解决其中的难题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教育和生产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新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直接来自于生产一线。完成一般课程之后，他们将花两到三年时间学工、学农或学军（工厂中军代表也直接介入生产）。然后，他们的同事将决定推举哪些人继续接受教育，这个选择是根据候选人的全面经历来决定，而不仅仅根据智力水平。基本标准是为人民服务一所学知识不是用于为自己谋利而是用于为人民服务。进入大学包括三步：个人的入学申请、同事们的推举、根据学员能力和他（她）的生产单位确定学习课程。工农兵学员们与他们的工作单位保持紧密的联系 显然，离粉碎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还差很远。某些工作确实比其他工 40 ==========第57页========== 作更吸引人。但是，相对不吸引人的职业越来越被综合到集体劳动当中，使得每个个体都来积极承担这明显有用的职责。工人们也有很多机会去学习新技术，可以通过技工学校，也可以通过生产过程改组以及工厂提供的其他各种专业训练机会。通过技术革新和让工人掌握生产过程，以此减少生产流程中出现的故障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生产线统治工人，而应是工人逐渐控制它的节奏。改革工作模式的过程必定是长期的，但确实已经开始了，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一定形式的劳动分工不取决于抽象的生产力发展，而是要依靠阶级斗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 旨在消除脑体差别的变革，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具有决定意义。 一般而言，这意味着所有阶级社会一个最普遍的特征一科技理论和生产实践的社会隔绝一处于逐渐消除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隔绝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知识的积累上。前者好像只能由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代表，而生产实践则被视为例行工作或简单的小把戏。 虽然科学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的发展，从而假定了其貌似独立的外观，但它从物质生产实践中逐渐脱离出来，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社会影响。它逐渐剥夺了一线工人获取知识的权力，这些知识能丰富他们的生产实践，从而使工人自己消化这些知识。同时，这种隔离使得工程师，特别是科学家无法获取有用的实践知识。非常重要的是，在中国，实践第一得到社会认可，这深深的影响了科学技术知识的再生产。这样，其貌似独立的外观在根源上被消除了。 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的分离产生的后果之一是技术上的保守性，这可能与一般人想象不一样。理论第一的观点使工人不能参与技术革新，特别是当这些革新与科技人员的观点相左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揭露出以前成千上万个技术革新怎样受到技术人员压制的事例，技术人员认为这些革新与他们所学的科学技术理念不相符。理论第一的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观念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这种观点倾向于放弃那些被技术人员视为“技术上不可行”、“不合理的”任何生产方法或技术改变，从而培养出理论上的守旧主义。 在当代中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正在逐渐发生改变。只通过理论，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有个具体的证据可以说明：一旦实践第一被社会公 41 ==========第58页========== 认，很多至今还难以综合成理论的革新就能与实践合为一体，大大加速了技术革新，从而引起新型的技术发展（比如，在医学完全不同的领域，针灸疗法的采用就是实践引领理论前进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由工人领导的三结合小组对技术革新和工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结合小组使大量技术革新涌现出来成为可能，不仅包括新机器的生产，还包括现存机器的改造。机器不再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服从于工人的改造。 三结合小组推动的改革与技术革新经常可以创造出三倍于旧机器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这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潜力，因为它使现有机器的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在预付资金最少的情况下促进生产力发展。 除了影响技术革新之外，三结合小组还能转变工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三结合小组越来越多的活动是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技术决不是中性的，也不会超脱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其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最终决定了生产力的特征和发展。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科技活动与直接生产相结合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实践表明，为了获得更多利润需要不断采用新产品或新服务，与其相反，社会主义改造预示着革新成果并不屈从于利润生产的要求。中国已经消除了技术的这一屈从地位，为各方面的革新和改造扫清了道路。很多技术改造并没有建造新机器或新工厂，而是对现有机器和工厂进行改造，使其更成熟。 在社会方面，科技活动正融入到工人活动当中，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割裂这些活动的。这种融合意味着新技术和新生产过程不仅仅属于少数专家，也能被大多数工人所掌握，他们的能力也因此被广泛的动员起来。 我们正在见证着科学技术的新式社会组织形式的诞生，其基础是中国人所说的群众路线。确实是群众自己越来越多的开展并促进技术改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斗争中，群众路线已经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今天，它在生产斗争和工人集体掌握科技的斗争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革命这个名词有着根本改变的含义，那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全部的结果都清晰地显示出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一个 42 ==========第59页========== 重要方面。 (三)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正在中国发生的生产力发展条件的改变，引发了新式的不再受资本限制和约束的技术发展。顺便提及，经济学家们努力用为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发展模型来描绘中国，结果搞出很可笑的说法。这种新式的技术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最显著的是它不再紧密的依赖资金投入，这正是群众性技术革新所特有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技术改造紧紧的依赖并受控于前期的资本积累，这是死劳动控制活劳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这些积累同样是必要的，但相对于工人的总体活动而言越来越扮演着次要角色，因为工人经常改进生产工具。 在参观中国工厂的时候，有人注意到生产发展不再紧密地依赖于投资数量，而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活劳动成为直接的决定性和控制性因素，死劳动变成次要的因素。这影响了社会生产分工的形式，也改变了生产单位间的关系和各行各业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经济系统的重工业（生产工具）和轻工业(消费品)仍然存在着分工，其实质内容却已经大大地改变。前者不再只生产新机器，它对总生产提供各种直接的、持续的支援，使他们能改造自己的生产工具。 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这种转变与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紧密相联。一个例子就是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这些发展正在大范围出现，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同时也证实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那么深地依靠对生产工具的前期资金投入。 小企业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城里出现了妇女工厂。这些生产单位一般是家庭主妇通过努力劳动创建的。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建立起类以的生产单位。这一创举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新式社会组织（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大背景下产生的。 大部分近年来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对这一现象记忆犹新：很多中小型企业迅速在各地“繁行”，同样的工厂和技术一点不差地大量复制出来。在法律上，这些工厂具有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关系，一些是集体性质，比如生产队和人民公社建立的企业，或者城市和郊区的街道企业；另一些 43 ==========第60页========== 转为国有性质，例如在地区水平上建立的小工厂群。新技术的发展不再受资本增殖条件的约束，也不再受资本积累和积聚速度的限制，好像做了乘法似的，新技术可以在中小型企业之间毫无秘密的直接传播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技术发展留下了资本集中的深深烙印，科研集中于技术环节，以此保障资本获得最大利润回报，通过科技创新，已经集中的资本更快增殖，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了所谓的最佳企业规模，例如日益庞大的钢铁厂、精炼厂、化工厂等。这些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 在中国，这些资本增殖的条件都已经打破，技术进步也采取了新形式。小型现代化生产单位甚至比大企业更加有效率，它们成本较低，单位生产能力所需投资也较少。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年产量几千吨的小化肥厂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大量建成投产，这些工厂使用的小型压缩机尺寸不大，在社队企业里很容易就能生产出来。 中小企业的扩张体现出一种政治导向，这种导向和新型生产关系及新型生产方式相契合，从而可以广泛地付诸实践。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小企业的大量增加，还有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它们能够依靠当地资源和当地群众的聪明智慧，从5、6个工人的规模，经过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两、三百人的工厂，这一过程甚至不需要国家投资而完全靠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连机器、设备都是工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厂把产品卖给国家，所以它们不需要保留过多的利润份额①。 解剖这种企业的一个具体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一过程的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在新型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使得小型工厂能够有机地组织起来，并可以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第二，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之间，大型的国有企业可以给予中小型企业充分的帮助，如提供工人或技术员。这些大国企的工人和技术员可以帮助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家庭妇女们建立集体企业。 正是这两大基本特征，使得乡村工业获得新生，在区域水平上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网络”®。每一个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工业化网络 0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同资本主义不同，直接投工投劳。—译者注。 ②原文为“elementary industrial networks”,下同。一译者注。 44 ==========第61页========== 的地区，在接受最初援助之后，就基本依赖自身资源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当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创造工业化的条件。 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每个地区基本都依靠自身资源发展装备能力、依靠自身创造财富进行积累。这种发展模式是在社会主义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它只能依赖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成功。 一个访问者注意到，这个意义深远的开端意味着农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①。区域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建立了千万个中小型企业，给农村提供电力、铸件、钢铁、建筑材料、各种金属材料、电线、农业生产工具、耕种机器、化肥、纺织品、农药，以及生活必需品等。几个数字可以将这一初步工业化网络的图景展现于我们面前。 以上海附近的Tchia-ting区为例，这一地区有19个人民公社、4个大队，大约45万人口。解放前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仅有几个木制设备炼油厂、一个手工操作餐巾生产厂和一个石墨碾压面粉厂。而在1956年末，该地区已经有140家工厂、7500名工人，产值达到3100万元；在大跃进后的1960年，有341家工厂、1.25万工人，产值达到4200万元；到1971年，发展成为731家工厂、2万名工人，年产值1.15亿元。换句话说，不到十五年内该地区工业产品产量几乎翻了两番。在当时的中国，这决不是个案。 初步工业化网络快速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城乡对立局面(“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城乡差别开始消亡一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强调，城乡差别是市场经济和阶级社会一系列矛盾的基础。 中国城乡对立的消失，是发展乡村工业的结果，也是不单纯依靠工厂规模发展城市工业的必然结果，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政治努力，例如引导大工业中心的工人迁移到偏远乡村地区。一些人口非常稠密的大城市，如上海一这是帝国主义的遗产一人口聚集于大都市被视为无法忍受的情形而必须加以矫正。例如上海的学校，每年有20万年轻人毕业后要到城市以外去工作；或将工厂车间、整个部门和科室迁移出去，经过工厂集体讨论后，需要迁出的人就要下决心离开；等等。 ①即一种新型的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一译者注。 45 ==========第62页========== 乡村工业给当地生产活动带来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农业基建投资逐渐减少，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迅速，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转向工业生产。因此我们才看到一个崭新的生产力空间分布格局。这种新式工业化格局中止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也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城市病”。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一毫无疑问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一非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在沈阳这样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同时这些城市里的工业也没有被忽视。工业发展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城市人口逐步减少的基础之上，尽管农村、小城镇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迅速发展。 相应地，农村工业网络是独立自主的。它的任务包括给农业提供必需的生产工具、增加农业产出、改善工作条件等。所有的这些变化显而易见，其结果源于生产关系发生了全面的变革。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首先需要意识形态的革命一下面介绍一个关于农村发展的崭新的无产阶级观念。从传统意义上讲，农民是城市的附属物，但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观念应该结束了。农民正在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共同改变他们的生存条件、共同创造农村新生活。 大跃进对于激发农民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场运动中，农民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有能力驾驭工业化生产进程。乡村工业化需要全面调整中央计划机关和地区单位间的关系，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被给予更多自由，更多农民群众的需求受到重视。一旦大的政治指导方针建立起来，人民公社的小工厂就可以充分发挥它们自己的积极性。 为了全局协调、防止地区间矛盾激化，必须有相应的政策规定即各地的生产单位必须给予全局需要以优先地位。这要求每一个体都主动把握全局利益，也意味着各部分群众对关系全局的政治、经济问题要采取新的态度①。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化，使得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分散化成为现实，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是一种同“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当然，中国领导者也因此屡受非议。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转变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非常现实主 ①即群众要掌握全国形势发展的趋势，计划要反映群众的一般需求。一译者注。 46 ==========第63页========== 义的政策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空洞热情的结果。 四、生产关系的革命 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同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果，而“管理方式”又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所决定的社会条件相一致。依靠社会管理形式，那些决定生产工具使用、计划任务分工和生产过程的人要么成为独立于生产之外的一小撮，要么成为作为主体的直接生产者。所以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下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实质内容。 社会主义革命后工厂中的生产关系重建起来，它可以基本反映总体的社会关系一整体上，社会关系也是从社会组织方式中再生出来的，以此为基础，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广泛的产生着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只能从阶级斗争中产生，首先是从遍及所有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产生。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社会生产力重建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居于统治地位。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从不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转变，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经常是各种阶级意志相互影响的产物，也即，阶级斗争的产物。 为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化而进行的斗争无法从“发展生产力”中产生，因为这种“发展生产力”相应的社会形态反映着阶级关系，由阶级利益、阶级意识、阶级要求和阶级觉悟所决定。马克思不止一次的强调指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过程中，阶级差别将不断的产生出来，这种差别以合法形式、通过上层建筑领域产生，“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因此人民一定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并最终消灭阶级差别。 。参见《马恩选集》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一般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 47 ==========第64页========== 既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化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生产关系在资产阶级失去政权之后继续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再生出来，这种再生是以社会生产过程没有产生革命性变革为条件的。在 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体系和新的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以前，社会组织方式必须首先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经历 一场彻底的革命。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异常复杂的事物，它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其复杂性恰恰源于它的本质一社会主义是历史性的、绝无仅有的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通道。在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用一个当前中国的常用表达方式，社会主义仍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中存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萌芽的发展同已有的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彼此冲突。 马克思曾经指出：“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并着重强调这种“不完善”是必然的。毛泽东也在一系列场合强调了这一思想，特别是1957年他的讲话：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和不发达是与旧有生产关系局部范围内的重生（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仍会再生）同时发生、彼此关联的， 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0见《毛选》第五卷，1957年3月12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 48 ==========第65页========== 这一现象消亡一或者说被消灭一一仅在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条件下才能发生。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①社会主义的“不完善”，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的特征，围绕这一特征产生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基础。 在30年代的苏联，这一问题引发了大量理论上的混乱，人们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于是，社会主义不再被视为一个过渡阶段，而是被当作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最终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阶级斗争不再发生关系，相反仅仅依靠发展生产力和维护、并复制现存社会关系就可以实现②。然而，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仍然存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变化仍然以阶级斗争为条件，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归根结底，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的过程中，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居于从属地位，必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加以限制和约束。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斗争中，矛盾主要方面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取得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在初始阶段上，无产阶级并未掌握每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取代（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或者仅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局部范围内发生。旧有生产关系局部范围的再生，例如在工业企业资本主义“管理”方式上的顽强表现，形成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 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贯穿于整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根源是旧有生产关系的自我复制和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通过资本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组织中的斗争， 0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四卷。 ②详见《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手册》，以及斯大林1936年的文章。 49 ==========第66页========== 旧生产关系获得再生。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方式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代表着正确的群众意志的集中，使得群众自己能够从过去无产阶级斗争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政治路线是关键因素，只有路线正确，消灭资本主义管理方式才成为可能。工业管理方式的转变同单纯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上的调整大不相同，它集中于生产关系本身，并且只能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的革命化。当无产阶级掌握主动权，这一斗争将逐步让位于群众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更为有效的社会所有制形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过程上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用机器，工人聚集在工厂中进行集体生产。早先的封建工场工人对生产工具的独立关系被打碎，工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也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组织起来，集体依附于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内部也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彼此独立的组织在不同的生产单元中。 “集中的工人”这个概念应当同“联合的工人”的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指的是已经彻底摆脱剥削、进入新的关系中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联合”的工人。在这种关系中，资产阶级对劳动分工的干预已经消除，因为全面发展的“联合的工人”的产生意味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管理工作和生产劳动差别、城乡差别的消除，以及组织上分隔的“生产单位”差别的消除。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旧的“集中的工人”的关系开始被摧毁，也标志着“联合的工人”的诞生以及社会统一劳动的诞生 为使生产资料被全社会占有一也就是说为了直接生产者能有效的集体控制生产资料一工人阶级要克服分裂、实现统一，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统一必须战胜彼此的分离。 只要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未能足够的实现统一，直接生产者就不能广泛实行直接社会管理。他们行使社会管理权只有通过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政治统一的工具，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至关重要。党能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只有在党是无产阶级思想的载体并确保人民群众能逐步掌握无产阶级思想的情况下。而在实现这一的目的的过程中，要求党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而 50 ==========第67页========== 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 然而，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支持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群众已经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意味着他们的实践也不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在生产斗争领域尤其如此。只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没有被克服，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就会保持分裂状态，倾向于优先考虑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而不是整体的革命利益。中国解放后数年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毛泽东当时的论述也说明这一点：“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① 文化大革命在使劳动者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迈进了重要一步，并为统一的群众运动创造了条件。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使人们的观点、政治标准、计划、方针以及行动获得空前统一成为可能。相应地，每个企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甚于关心自身利益。 意识形态上的革命—群众逐步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占有，而资源和生产力的积聚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实质性的积聚过程。为使这一社会化占有的积聚过程充分发展，直接生产者必须在行动和理念上、目标和手段上有效地联合起来。这一联合不能从外部强加，它需要实践、观念和感知上的统一一这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要求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情况还不是如此，生产方式和产品的社会占有就依然是不完全的，即只是部分的和形式上的。 恩格斯强调了这个事实，他指出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生产力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仍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它表明的是一种法权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方式，显然还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制(“社会”自身所有)。它还意味着生产者自身还 0转引自《北京周报》，1970年4月17日，第9页。详见《毛选》第3卷《抗日时 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一文。一译者注。 51 ==========第68页========== 没有直接地完全地占有生产方式。事实上，国家仅仅按照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的方式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生产方式完全统一和直接生产得以实现之前国家必然会消亡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 废除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法权关系和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是生产方式社会占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种社会占有还要求社会生产过程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不能强加给直接生产者，而必须通过联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一联合只有当广大群众抛弃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分裂群众并使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 文化大革命是使人民群众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阶级斗争，不过它只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更为广阔的所有制变革的一个阶段。只要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者仅仅得到部分满足，来源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就会继续存在。这些观念会分裂劳动者并使他们受到剥削关系的奴役，还会使剥削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和产品的剥削阶级私人占有制的再生产成为可能。不管私人所有采取什么样的法权形式，这种可能性都会存在，这些法权形式可能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以及掩盖剥削关系的其它更巧妙的方式，尽管披着相反的外衣，它们代表的还是私有制。 广大群众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基本的条件，因为只有具备这一意识形态，广大群众才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矛盾，并通过阶级斗争解决这些矛盾。直接生产者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们能够理解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重叠”，而是一种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需要在得到控制前就展开。只要生产的社会化过程还不是直接生产者的单个行为，它就会被分成若干独立的基本过程。社会化过程的统一就会在生产者以外的组织的干涉下进行，该组织若不是置于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领导下，就会导向剥削阶级的统治。 由于意识到生产过程的统一似乎“需要”通过上述关系，支配生产社会化过程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声称，这一过程是个体行为的总和，或者是只有通过高于直接生产者之上的特权机构的干涉才能够实现、协调并完善的特殊过程。因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造成关于阶级分化的生产方式是“公正的”这样一种错觉。通过造成被剥削者可 52 ==========第69页========== 以单独地或通过独立行动“解放”自己这样一种错觉，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被统治阶级自身的分裂，使得统治阶级能够维持剥削并再生产维持剥削基本的社会和物质条件。 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政策不包括管理企业，则与直接生产者的分裂 一样，企业之间也会发生分裂。这样市场和金钱关系或者外在于直接生 产者的生产计划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第一种情况是受利润支配，第 二种情况是受产品支配。无论哪种情况，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事实上都是受着特殊利益而不是整体革命利益的驱使。 离开无产阶级政策，无论从创造利润还是从实现“计划”出发，每个企业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甚于整体利益。企业之间不是通过高效合作以完成更困难或较少“利润”的任务，而是尽最大努力完成最容易的计划或者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获得特殊的订单和计划方面有很多花招，以便获得更多的生产设备或者出售质量较差的产品。同时，劳动者不是置身于生产关系变革之中，而是在个人利益驱使下尽力地提高产量，这里个人激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整个激励体系要求监督、控制和等级制度，这使得企业中能够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导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削弱。从而金钱和计划一样成为生产的决定因素。 在这种条件下，群众的首创性和积极性被室息了，生产发展只有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技术革新才能实现。积累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驱动力一盛行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积累在决定经济计划特殊内容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过于关心生产产量，而产量已经超出了群众的消费量，必然会导致对群众需要的忽视，因而破坏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只有在个人物质刺激的制度下才会为完成计划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制度使得一个直接生产者以外的阶级能够重建或扩展其对劳动者的控制并进而剥削他们。 必须强调指出，与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所断言的相反，利润驱动并不能获得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相“类似”的结果。从意识形态上看，利润挂帅和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特殊利益，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的。从政治上看，考虑个人利益一定会强化控制、不信任和压迫。从经济上看，劳动者的特殊利益与整体利益及革命始终存在着矛盾。 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么幻想，类似于“自由主义”思想，它相信 53 ==========第70页========== 优先考虑个人利益和满足整体利益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完全的和谐社会。但总有这样的事例，使特殊企业最“满意的”，并不能在整体上，或者从生产关系变革或世界革命的角度，使劳动者满意。总有这样的事例，为了满足全体利益，有必要牺牲个体或一些企业的利益。像中国人所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企业只是全体的一部分，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考虑全体的利益。” 中国工人正在改造企业，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企业现在已不是单纯的“生产单元”，而变成了生产者可以执行权力的政治单元，变成了意识形态单元。对于这种联系，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时，“管理也是社会主义教育”①。因此，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是企业进行社会主义管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加战斗决心、生产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一个阶段，但仅仅是一个阶段。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因此，为整顿新机构的工作风格，批判和运动总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批判和运动，机构必然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1967年8月，毛泽东强调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①《北京周报》，1970年4月17日，第10页。 54 ==========第71页========== 后记 重读前面的文字，我发现对下面这个事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阐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不是靠虚幻的“自发性”激发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而是在毛泽东革命路线政治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中，在坚持革命路线的工人、农民、干部等的活动中实现的。路线和运动是激发劳动者适当的首创性、使中国的群众统一起来进行战斗、并且在群众还没有克服资产阶级路线和阻碍中国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社会关系之前就能够明确必须达到的目标的唯一保证。 目前我还没有给革命路线的积极作用以足够的阐述，也未能提供足够的历史资料说明它对资产阶级路线的挑战，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社会主义变革仅仅是有利的客观条件形成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会使斗争的范围和复杂性变得模糊不清，而中国群众必须与伪装成修正主义和极“左”形式下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斗争。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必须注意，虽然文化大革命使矛盾的解决成为可能，成为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客观条件，但是群众只有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特别是通过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1966年8月12日十 一中全会的决议)的号召下运动起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文化大革命才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还必须指出，革命路线的推行还受到群众自身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阻碍。如果这些思想在群众中不很盛行的话，资产阶级路线就只能够动员一小部分“吃老本”的群众。 因此，文化大革命只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其特有的特征，可以肯定，斗争还将继续一一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而只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继续相互冲突，斗争就一定会继续。牢记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这些观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继续存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甚至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盛行以后，资本主义关 55 ==========第72页========== 系（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并不会简单的消失。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关系的继续存在，工人仍将继续部分地与生产资料分离，并且一小部分仍可能处于被生产资料雇佣的状态。无产阶级路线的基本目标恰恰是破坏资本主义关系及由这种关系而产生的阶级。这个目标只有经过社会关系—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整体的革命变革才能够达到。 资产阶级路线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保存甚至可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关系来维持阶级划分。资产阶级路线引导下的运动在追求上述目标时，不考虑这条路线的追随者特别是普通工人怎么“看待”其客观表现。由于上述关系决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特殊属性，资产阶级路线呈现出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显然具有十分保守的特征。其追随者提倡社会关系的 一切革新要“延迟”，除非“生产力已经足够发展”，同时他们鼓吹要提高“经济效率”，进而要求一种特殊的纪律。在中国，刘少奇路线就是上述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尤其它已经被反复分析过，包括我引用过的 Daubier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①一书，对于这个观点我就不赘述了。 资产阶级路线的另一种观点披着“相反的”外衣，其保守特征模糊不清，只有仔细分析它的口号和实践才能揭示其真正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路线的这种观点与极“左”路线是一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盛行。本后记将专门提供一些与这条路线追随者的活动相关的最新事件和反映，这方面已经产生很大混乱。 这条极“左”路线提出两种口号。一方面，它提出脱离现时需要和可能性的标准，而竭力将次要矛盾指为主要矛盾，给群众提出现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使群众分裂。另一方面一这一面更为重要一它迎合群众而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伪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口号阻碍着变革进程，对群众提出貌似“激进”的口号，并不能引向社会关系的真正转变。从长远看，这些口号会解除群众武装，消磨群众意志，并分裂他们。极“左”行为破坏群众的革命团结，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 ①1970年，巴黎马斯普洛出版社出版了Daubier的重要著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 56 ==========第73页========== 例如，它竭力迫使一些人民公社废除按劳取酬的实践，或者在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时就提出立即全面放弃土地和农业的个人私有制。 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路线如何伪装成极“左”的样子，我们有必要简要回忆一下这条路线的一些手段和形式，将其与无产阶级路线的口号和实践进行一些比较。 为使广大群众能够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无产阶级路线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那些需要认识错误并进行改造的批判对象，极“左”分子尽可能地诉诸人身攻击、羞辱大会甚至人体暴力。1967年7月29日，我在上海钢铁学院亲眼目击了一场让人感觉羞辱的会议。我想在那时这仅代表一次孤立事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普遍意义。当1971年再次访问钢铁学院时，我发现这种羞辱人的会议是由过激左派（即极“左”）发起的，为数众多，最后经常导致使用身体暴力。学院的工作因此而停滞了几个月，在几个极“左”领导者被赶下台后，工作才恢复起来。顺便提一句，那个被批斗了很多次的有问题的人，并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中国，开批斗会、搞人身攻击、使用暴力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典型特征。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帮助群众逐渐辨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分辨清楚什么关系到革命利益和他们切身利益，人身攻击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实质效果。如果说需要帮助被批判者矫正错误，这些错误做法阻碍了矫正过程，尤其是那些行政上简单粗暴的错误，或者表现出来觉没有错误的行为，实际上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最重要的，人身攻击往往将群众注意力引到那些并不关系到本质的问题上去，例如这个人的历史问题。而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这种思想所植根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是什么，需要对哪些社会问题进行改变等等，这些才是本质问题。在发动人身攻击时，极“左”分子广泛使用“传记”方法，将一系列关于党员政治历史的细节集中起来。这实际上将群众注意力从分析思想、观察行动等方面转移到被动地等待“被批露的新鲜事”、从“秘密档案”中推测被批判者的历史 o原文为“give up private individual plots of land and farming”。—译者注。 ②《东风》杂志第26期，提供了很多极“左”分子在工厂和大学里的行为细节，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见第35页，关于学校里的积极分子。 57 ==========第74页========== 等。 人身攻击的形式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实践紧密相关，也会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极“左”分子实现了两个结果：将富有经验和充满献身精神的革命干部换成自己派系的人:保存现有社会关系不变革。理所当然，这一过程加重了这样一种认识：撤换一个人比使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革命化要重要得多。在1967年极“左”分子公开鼓吹“生死斗争”，提出了具体的形式，即“把彭揪出来曝光”“痛打落水狗”①。这清晰地表明，极“左”分子并不关心社会关系的变革，只关心个人化的斗争过程。 在1967年下半年，坚持革命路线的人越来越坚决地要求发动两部分斗争一首先，“彻底揭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在各自单位中胜利实现革命批判的任务”②，也即，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斗争。极“左”分子则从其自身派系出发，继续要求批判和谴责某个人，这使得人们忽视使社会关系革命化的任务。® 在我访问上海钢铁学院期间，我向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问题关于极“左”问题的看法，他回答说：“这不是‘斗、批、改’的完整方式，极‘左’分子只想‘斗、批’，想废除学院而不是在学院中变革。他们想抛弃旧知识分子，而不是要帮助他们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极‘左’分子不懂得一分为二，不懂得旧知识分子掌握知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我们在同这些错误倾向做斗争。”④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路线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革命实践相致，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完全不同。这条革命路线把“社会变革”的问 《北京周报》，第35期第7页，1967年8月25日。®《北京周报》，第43期第10页，1967年10月20日。 ®这一极“左”路线的方向直到1968年仍广泛传播，在《北京周报》第37期(1968年9月13日)第4页，认为本质上应采用“猛烈进攻”“无情斗争”的方式，提出了“揭露所有隐藏在阴暗死角里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没有提出任何改造社会关系的任务。 ①在我访问中国期间，1971年9月7日有一次谈话，提到极“左”分子歪曲斗争方向为反对“尾巴主义”，并拒绝学习国外经验，断言说读国外期刊、杂志没有任何用处。与之对比，革命路线强调“批判继承旧的、国外的经验，服务于新中国”。极“左”分子展开了反对学习外国经验的运动，实际上是被盲目的爱国主义倾向所激发的，这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 58 ==========第75页========== 题一需要改变社会关系，改变工厂里的管理方式、推行鞍钢宪法，需要对犯错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在1968年9月，毛泽东作出了如下指示0：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⑧两条相反的路线显现出来一极“左”分子领导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诉诸于人身攻击、“生死斗争”；无产阶级路线主张再教育、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在取消人身攻击、转为开展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极“左”分子进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去“鉴别”每一个人。其中的 一条标准是关于自私问题的，极“左”分子继续鼓吹对利己主义进行虚幻的斗争一有时也称作“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斗争使人产生幻觉，进而忽视根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忽视对修正主义发起有力的斗争。1967年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是利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义，毛主席在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各项理论、路线、原则、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贯彻执行，斗争的总体方向也不能被很好领会， 01968年9月5日我国开展对知识分子再教育运动，《人民日报》先行刊登《红旗》 杂志第3期(9月10日出版)发表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并刊发了毛泽东为它写的编者按。此处引用为编者按的一部分，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1968年9月3日)一文。—译者注。 ®转引自《北京周报》第37期第13页，1968年9月13日。 59 ==========第76页========== 反修斗争就不能进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义、全社会都关注公众利益，否则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①这样的论断掩盖了修正主义的真实本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对于极“左”分子而言，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仅仅是利己主义的“结果”，这种观点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唯心主义观念，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带有阶级的烙印。 当然，极“左”分子并没有把利己主义简单地解释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利己主义代表“自然的人的本性”，极“左”分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在人们的头脑中”的表现。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如下： “剥削阶级意识体系的核心是利己主义、自私。作为私有制存在几千年的结果，这种利己主义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铲除了，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旧体系的旧思想将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很长时间，不会轻易消除。’资产阶级正好利用这种垃圾去腐蚀群众和年轻的一代，试图用利己主义征服人们的心灵，同无产阶级顽抗到底。”® 类似于“旧的社会体系已经被根除了”的这种错误言论，意思是说旧有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在当前不再有任何社会基础；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的残余会继续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树立在群众面前的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一破坏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实践和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关系尽管已经被消灭了，但它产生的思想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断言使资产阶级关系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刘少奇也是这种观点，他提出要穷根究底、深挖利己主义错误思想的任务。 极“左”分子通过否认资产阶级存在，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关系完整维持下来，而且也阻碍了对自私自利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彻底消灭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框架 ①《北京周报》第42期第16页，1967年10月13日。 ②《北京周报》第42期第11页，1967年10月13日。 60 ==========第77页========== 下，具体地为经济、物质关系变革清扫道路、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清晰地说明，在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①，以此巩固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口号下，极“左”分子实际上在“左”的伪装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 对比极“左”分子和革命立场，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在《红旗》杂志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革命路线的具体观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时彼此符合（这是基本特征），有时彼此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同时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同生产力发展又继续发生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但上层建筑也存在很多不足，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发生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当中，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阻碍，削弱、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变革，以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加强、完善。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试图阻碍这一变革，原因在于这种变革不断的在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的消除意味着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的末日。” 非常清晰，革命路线的实质是“清除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指的就是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极“左”分子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非常明显，在工厂工作规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线有很大差别。革命路线执行者强调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工作规章中的“清规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工厂管理者不断加强这些规章)，这些规章“保护”工业企业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管理者脱离劳动，以及一线生产者对技师、工程师、管理人员的 ①即两大决裂：同私有制的决裂和同私有观念的决裂。，—译者注。 ②新华社，1972年9月1日，第1496号大字报，第083107号电讯。 61 ==========第78页========== 从属关系，等等。①对于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度”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创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将技师、工程师和干部都统到这种制度之下。在实践中，极“左”分子将工作规章的问题变走了样，他们主张的不是工作规章的具体的变革一对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法律形式进行变革一而是要消灭任何规章制度，包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质量控制等方面，这完全是幻想。 极“左”分子对此提出了几项具体的目标。由于他们提出的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消灭所有规章制度，而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一从社会关系和工厂规章角度提出有效的社会主义转换一极“左”分子事实上阻碍了可行目标的实现。而且，通过反对社会分工革命化和追求虚幻目标拖延现实斗争，极“左”分子干扰了社会生产，违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群众开始对文革发生动摇、怀疑。群众厌倦了整天无休止的辩论、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极“左”分子动员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工作规章，同时又鼓励转变到小资产阶级方向，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的方面。这有很多种做法，但主要通过将个人不满合法化，允许个人在不愿意工作时不去工作。当然，这样的观念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歪曲理解。 通过行动和口号，极“左”分子为革命路线的胜利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但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群众和革命干部克服了这些障碍。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包括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经验和极“左”分子破坏性实践的教训。这些指示给出了应当追求的具体目标 对资产阶级分工方式进行斗争，也给出了实 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方法一消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提倡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三结合制度。 当获得正确路线的指导，尤其充分吸收“五·一六”指示当中的革命内容，群众能够克服极“左”分子的反对，实现生产关系的积极转变。极“左”分子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但通过推动群众愿望中小资产阶级的方面、忽视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组织上 ①《东风》杂志第26期，尤其第26页和第35页，提供了很多关于工厂中资产阶级关系的表现，还提供了很多极“左”分子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62 ==========第79页========== 的影响。 在工资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对立也同样明显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路线的执行者主张最基本的任务是尽可能消灭物质刺激，因为物质刺激仍在强化工人个体中的资产阶级关系；而相反，极“左”分子主张重建整个工资制度体系。 尽管革命路线也提出了重建工资体系的问题（关注通过消除群众一致谴责的物质刺激、使导致工人分化的复杂工资结构简单化等引起的关键变化)，但无产阶级路线并不认为这是基本的和直接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经常是“生产要素的背面”①。这正是无产阶级路线强调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至关重要、而不是首先改变分配关系的原因所在，如果认为在生产关系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分配关系可以首先革命化，这种观点仍是一种幻想。 此外，对于无产阶级路线而言，革命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也即根除工资体系自身。因此，过渡时期必须为消除旧的工资关系做准备，不仅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而且要通过工资以外的方式发展能为现存不平等提供补偿的分配形式（关于体力、健康等方面)。仅仅从工资方面矫正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延长了工资制度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尽可能地从集体分配形式和其他工资“以外”的关系补偿这种不平等更可取的原因。工资“以外”的方面，例如餐饮供给、托儿所、医疗保健等，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极“左”分子在工资领域强调绝对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加强了工资 。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原文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中的一段话：“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一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的分配形式一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劳动一般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一译者注。 63 ==========第80页========== 形式。极“左”分子在对待人民公社成员工资标准问题上建立政治观点时，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认识的资产阶级属性。他们认为，这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一种“物质刺激”。然而，政治立场仅在从阶级关系出发的条件下、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条件下，才是革命的。这一实践的一般应用以“在破除少数人特权方面，先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指导下产生的不断变革”为结果，在“政治机会主义的鼓励下…经常滔滔不绝的讲‘正确路线’…这很容易导致集体主义立场逐渐被出风头的行为所代替，可能被表扬的、有酬劳的政治立场必定是显而易见的。”① 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极“左”分子事实上持反对态度，这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这种反对态度表现在很多方面。一种就是劝阻群众不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鼓励“学习”毛主席语录，“立竿见影”®。这种方式把马列主义变成一系列“实用处方”，漠视最本质的东西一对基本原理的消化和掌握。以下事实非常具体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极“左”分子接管出版领域后，他们停止出版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借毛主席的著作（从中工人仅能获得一些只言片语，而不是系统的理论知识)，努力向工人头脑中慢慢灌输并不属于马列传统理论体系的思想。 极“左”分子还反对用马列主义武装群众，把严肃的学习替换成翻来覆去、反复翻印的几句语录，甚至强迫群众背诵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几段文字。在1967年，经常能见到工人们上班前排队在一起用心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在上海钢铁学院，极“左”分子代表让两个研究员当着我的面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全篇内容。这种“学习”态度是林彪所支持的：“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这些极“左”派的实践，当然与“红宝书”的有效使用是不一致的。它可以作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介绍，而不是被降低为实践方法或 Claudie Broyelle,.《半边天》（巴黎：Denoel-Gonthier,1973)，第213页。这本书涉及中国妇女和家庭问题。 ®这句话出自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当中（北京：外国语出版社， 1966)。 ®同上，出自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6）。 64 ==========第81页========== 者一系列需要记住的引语。即应该让工人通过它来学习马列主义而不是让他们做别的事。然而在实践中，极“左”派竭力阻止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尤其是通过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来达到此目的（这显然很荒谬)。他们这样就能说毛泽东的指示就必须被执行，无论它们的意义是否被群众理解。 极“左”派通过让工人无条件服从来使他们脱离严肃的学习，这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①极“左”派仅仅采纳了刘少奇的主张，它也主张“盲目服从”，虽然以不同的方式伪装。类似地，极“左”鼓吹的个人崇拜是想要破坏人民对毛主席的信赖，并鼓励盲日服从任何所谓由毛主席发出的指示。这个方法长期来看导致了对群众的广泛操纵。 极“左”派反对群众掌握马列主义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最佳途径。”®这等于是说学习马列主义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工作，并且致力于严肃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是无意义的。 由于极“左”派在政治上被打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再一次被广泛地传播；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帮助工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来大大鼓励学习这些著作。中国出版社越来越多地出版了工人和干部的文章，文章解释了他们如何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受益，以及他们为何认为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下面的文字是由一名工人干部写的： 一个像我一样的工人干部对党和毛主席，以及我的工作经验有着深深的阶级感情，但是简单的阶级感情不能替代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敏锐性，纯实践经验不能代替马列主义。如果我忽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一一它们是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一一我就不能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虽然从实践中得来的直 0《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9页。《北京周报》，第46期，1967年11月10日，第22页。 65 ==========第82页========== 接经验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特定现实，但是它只是知性的指示和反映，是肤浅的、部分的和不完全的。① 最后一句指出了另一个极“左”主义的倾向一通过片面强调直接知识的重要性、主张经验主义以及自然主义来让群众缴械。这样就加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让工人们思想混乱。 通过持续地缩小学习的重要性以及片面地强调“直接知识”，极“左”派表现出了对集体经验的蔑视，“忘记”了知识的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最全面的可能性展望。直接知识是部分知识一它从特定的时间、地点，由生活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或多个人获得。赋予直接知识比间接知识更重要的地位，意味着用个人实践替代全国的和国际的群众历史实践一实践在可以通过学习吸收之前，必须被系统化、被综合起来。通过支持这种替代，极“左”派鼓励经验主义并且倾向于剥夺中国群众对全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了解。当他们不能接触这些经验时 这些经验是马列主义著作的集合并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保持活力一革命运动必然要倒退，这样就相对地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战线与极“左”派鼓吹经验主义的行动展开了斗争。由于这些行动受到了来自革命战线的越来越多的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失去了它的影响力。 “最终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当然，中国出版社最近的文章说明了这些斗争仍在继续，特别是在早些时候引用的文章《克服经验主义》中，这篇文章有下面的评论： 我们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直接经验是完全的和严格的一一将部分经验作为不可动摇的公式，并将它到处应用，使用旧的经验来对待已经发展和变化的新的事物，或者高估我们的部分经验、低估或者否定其他正确经验…这些实践活动领域相当广阔，但是个人实践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当我们强调从个人实践得来的直接经验，我们还应该珍惜群众的创造，善于做调查研究，虚心学习人民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一个人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取得直接经验。实际上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非 ①《克服经验主义》，《北京周报》，第43期，1972年10月27日，第7页。 66 ==========第83页========== 直接的经验。如果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将它个人经验与群众经验对立起来，将直接经验和非直接经验对立起来，他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因为这些经验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不注意学习革命理论…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实践主义”，成为没有大脑的没有未来的“实践者”，缺乏坚定的正确的政治导向，他们容易变成伪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意识形态俘虏。①政治上，极“左”派自发主义是经验主义的直接翻版。像经验主义 一样，自发主义声称，知识可以从有限的实践中获得，群众总是不会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从实践中得来的正确理念，将群众的实践放在第一位；这里它被歪曲成这样的主张“群众的所有想法都是正确的”。在1967年1月，《红旗》详细阐述了这个极“左”派观点，提倡搞生死战和煽动群众对广大干部进行暴力打击。然而革命战线警告这样的行为并且主张“基于理论和事实的斗争”。极“左”派断言群众永远正确，并且不会犯“过激”错误②。革命战线的追随者批评了这个资产阶级观点，警告了不断增长的“自我膨胀、野心、小集团态度、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倾向。所有的这些倾向都是极“左”煽动的。 林彪，也努力赞美自发主义。例如，他说“群众的革命运动是自然而然地合理的。虽然群众中有些团体和个人会犯右或者左的错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合理的，总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这与历史教训是不一致的一存在并且可以存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就像不幸被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各种种族主义等等证明的那样。 极“左”在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的绝对权威”)以及它的教条（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个例子中，目的都是相同的一否认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否认理论的作用，否认党作为帮助群众区分正误、统一行动的不可或缺手段。在每个例子中，极“左”派言论都削弱和分化工人。极“左”的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是它政治路线上的资产阶级特性进一步的证明。 极“左”派暂时的和部分的成功延迟了革命战线的胜利。他们传播 ①同上，第6-7页。 ②原文为could not commit“excess'”。一译者注。 67 ==========第84页========== 混乱，这给明显的极“左”的“激进主义”创造了假象，似乎它代表了真正的左派潮流。极“左”派的实践和言论的暖味特征使它表现为几个不同的等级。 在战术上，极“左”派当然不会公然宣称自己是某个独立的潮流。它努力伪装得像一个马列主义革命派；它通过将自己的主张混入马列主义概念和毛泽东的著作来掩饰它的真正本性，这些主张揭露了它真正的阶级特征。马克思主义、革命教条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实践混合物标记了极“左”的真正阶级特征，并且使它能够欺骗一些工人，渗入权力机关。 毫无疑问，极“左”口号确实经常在劳动群众中有良好的回应。在变革时期，事实上工人的期望具有两面性。只要群众保持分裂状态（源自资产阶级关系再生产、资本主义因素的持续存在)，工人仍保留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征。同时，他们也反映出改造世界的愿望，换句话说，他们也与革命愿望一致。极“左”派因此对带有小资产阶级特征的群众使用它的经验主义、自发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极“左”派采纳无产阶级战线的一些说法的时候，这引起了更广泛的回应。 只有通过持续的、复杂的斗争过程得到了第一手经验，并获得无产阶级战线追随者的帮助之后，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工人才学会区分两种相反的主张：极“左”派从革命战线上借用来的词语，无法落实到实践当中；“激进主义”决不是革命的，因为它们不以社会变革为目标，而仅是用“生死决战”和人身攻击代替改变社会关系的真正斗争以保持革命群众的信任。 另一个因素也对极“左”派暂时的和有限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文革的开始阶段被认为主要是斗争和批判，因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姿态成了斗争的焦点，而极“左”的姿态像是与革命战线很相近甚至一样。即使在这个阶段，革命和极“左”的不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深刻和广泛，但是暂时被置于次要位置，这在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章中表现很明显。对这些出版物的仔细研究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清晰。 但是在文革的第一阶段以后一一旦修正主义已经被击败，必须开始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以后一极“左”阵线的资产阶级特征（它培育了日的关系)迫使它抛弃与革命阵线的密切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阵 68 ==========第85页========== 线之间的斗争于是变成了愈加明显的革命阵线和极“左”阵线之间的斗争。 在文革的开始阶段，极“左”派在激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中获得了群众基础。只要斗争还主要聚焦于上层建筑一在意识形态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等一这些激进青年的力量就是相对重要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彼此尖锐斗争的极“左”派团体大量增长。在1971年8月13日，我与北大革委会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年轻的革委会成员描述了在刘少奇的阵线垮掉之后极“左”的行动，认为他们是在试图分化革命阶级的小集团：“事实上，我们年轻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有一个不成形的世界观，这使得阶级敌人能够渗入到我们的阶级当中。”然后他指出在1967年6月武斗在大学中爆发，直到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才结束。他补充说：“我们得到这个实践经验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只依赖于学生和教师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没有工农的帮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随着斗争的焦点转移到工厂，从而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潮，极“左”的社会基础锐减。当工人阶级最终参与到大学、中学和研究院等机构时，极“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工人阶级干预促成了围绕革命阵线的群众大联合。由于极“左”派被孤立了，它被迫掩饰它的真实目的，转而进行人身攻击。 无产阶级阵线，从它自己的角度出发，能够并且必须发动一场意识形态和革命原则上的斗争。它只是在思想上进行斗争，并不针对个人，除非某些人有意地参与阴谋破坏活动。这就是后来为何被极“左”意识形态欺骗的人多数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在各种权力机构保持了负责任的姿态。① 在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路线周围，要归功于他们能够从亲身经历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从无产阶级路线追随者那里，在绝大多数党员那里和在他们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当中得到了帮助。中国工人于是认清了极“左”虚伪“革命”面目，认识到了它的资产阶级特征，大多数过去的极“左”追随者会发现他们的错误 ①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东风》第26期，第26-27页 69 ==========第86页========== 并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这导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广泛变革，这些变革只有在工人团结到革命路线周围时才能完成。 一旦群众完成大联合，几乎所有的极“左”追随者都加入到了革命阵线，并且常常保留着他们的原有岗位，表面上极“左”派解散了。这个突然的变化令很多国外“观察家”感到惊讶。这还使大量国外的受中国极“左”伪激进主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感到迷惑。由于远道而来，并且对新闻报道的已经在中国公开发动的意识形态斗争缺乏足够的关注，他们仍难以理解极“左”一他们将极“左”与革命阵线相混淆，同时极“左”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一为什么这么快就崩溃了。然而解释很简单，一旦中国工人显示出它的阶级特征，极“左”派必然失去它的群众基础。 极“左”派的政治崩溃对那些拒绝承认错误并且竭力进行阴谋活动的极“左”派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历史地讲，这些后果一它只被“严肃”的资产阶级出版物注意到了一只是极“左”势力瓦解的次要效果。 然而，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极“左”不会接受“最终的、全面的”失败。无产阶级阵线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面对那些资产阶级阵线，他们的修正主义和极“左”主义的表现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些冲突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而阶级斗争根植于过渡阶段持续存在的资产阶级关系之中；反之，这些只有在成功的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才可以被根除并且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这就是为何其它文化革命要求继续第个文革发起的任务。 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了解对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特点，尤其是了解无产阶级路线和在极“左”形式伪装下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最近阶段，尤其是在文革影响下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虽然阶级斗争在1966年中国开始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还不能全都被理解，但是这里所给出的结论是可以由对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出版物的仔细研究所证实的。也有可能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比公开出版物更广泛、深入的评价，对于许多在中国发生的讨论和从中得到的结论在国外发行的出版物中是得不到的。进一步讲，到目前为止因为绝大多数前极“左”派犯的是无心之过，而且也认识到 70 ==========第87页========== 了错误，对这条路线的思想斗争采用了特殊的形式。根据可用的信息判断，已有斗争在批判某些极“左”思想观点上已经取得部分优势，但并未对极“左”的全面地系统地清算。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这无疑归因于极“左”从不将它自己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潮流，因为它被分为各个部分，并且多少有些互相矛盾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发动思想斗争以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党和群众的联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71 ==========第88页========== 附录：《大跃退》节选 按语：本文是贝特兰于1978年发表的一篇全面评述文革的经验教训及其后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文章。尽管由于发表较早，该文未能对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做出全面分析和评价，同时作者对“三个世界”理论、“上海公社”、政党同群众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一定争议，但总的来说，文章对于文革的经验教训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刻的，有些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社会现实矛盾的发展更加迫切的要求我们去总结二十世纪后半夜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因此根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一书内容，我们选择《大跃退》中与群众民主权力、工厂管理和社会关系变化相关的部分章节，以便使读者通过对比，更深刻的理解文革的理论和实践。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亲爱的尼尔•伯顿：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您1977年10月1日的信，如果我没有能够及时回信，那是因为我以前所承诺的一些工作使我无暇进行此项工作。这也是我为什么未能同意去年访问中国的原因（同时也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 您的信中说道，如果我在1977年重新访问中国的话，我便不会得出我在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的辞职书里所公布的结论了。我绝对不能同意这一说法。首先，因为中国现在公布的一些文件已反映出某种政治路线，正是这条政治路线使我得出了相应结论。其次，在我写信之前和之后，我见到了很多刚从中国回来的游客一中国的朋友、汉学家、曾经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新闻记者等等一他们所告诉我的见闻（即便他们是赞成当前的政治路线的）使我更加坚信我的结论。 72 ==========第89页========== 这些最近公布的文件以及我辞职后与回国游客的谈话都使我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的重要意义。我的回信因此不仅仅是对您的一个答复，同时也是第一次尝试系统性的思考1976年10月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为之扫清道路的前提条件。 我不打算一条一条地重复我去年那封信中的论点，也不想一条一条地回答您1977年10月1日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此，我愿意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分析当前形势和产生这一形势的那些条件的，因为情况己经比以前更为清楚了。特别是，在四人帮被清除以后取得胜利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已经更明显了：那是一种资产阶级政策而不是 无产阶级政策。 在下面几页中我还将试图说明，在我看来为什么形势会发展到现在这般地步。我想这样我就能尽我所能来回答您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前形势和文革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宣布文革结束了。它无异于承认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对群众运动、首创精神和言论自由的极端限制，而文革本来是要发扬这些东西的。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并分析1965-196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1967年最初几个月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当“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又被放弃了的时候）。此后，它以“之”字形朝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因此，宣布文革结束，是一个已延续数年的历史过程的终结，是一个需要做长期分析的阶级斗争过程的终结。这一宣布结束的方式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声明发表的同时，并没有给文革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不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不能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对文革带来的积极变化和消极影响进行准确评价。这就为事实上否认文革的每一个成果打开了方便之门。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口头上对文革表示肯定，甚至说以后还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如果不对过 73 ==========第90页========== 去进行明确的、尽可能透彻的分析，那是很难正确地找到将来的方向的。 第二点，在宣布文革结束后，一年多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官方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所阐述的论点，实际上是对文革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这些措施和论点显然并非出于偶然，它们是一种深刻倾向的产物，是阶级之间力量对比和组成这一力量对比并反作用于它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我料想您是不会同意我以上看法的，因此，我要更深地入阐述我的论点。当然，这一论点只能是局部的。否则的话，就必须要做中国共产党没有做的工作，即系统地全面地总结文革，权衡其得失，回忆在运动开始时所宣布的目标，估计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在哪些方面有了退步，并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并且还需要收集大量的文件和资料，这些都是我所没有的一当然，即便我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我也不可能搜集全这些东西，因为在那里，与此相关的许多文件和资料都被认为是需要“保密”的。 既然如此，我建议先揭露一些近几个月所发生的“跃退”的事实，然后再考察其发生的原因。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宣布的文革的某些宗旨，特别是那些和以前相比猝然改变的宗旨。在某 一阶段，这些宗旨曾或多或少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得到实现，但现在却面临着挑战。 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 当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所通过的《十六条》①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宣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促进这样一条政治路线的发展：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自由发表意见，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采取压服的办法(《十六条》中的第六条)，允许群众运用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厂矿企业、城市乡村、国家机关和教育机关里建立权力机构。这一行动最终“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成员将不断地接受选举他们的人的批评， 0即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译者注。 74 ==========第91页========== 群众有权撤换或罢免他们(《十六条》中的第九条)。当时并没有把这一做法仅仅看作是临时性的，而是强调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另一条基本原则也得到了恢复（因为它在前一阶段并没有得到遵守），即“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四条）根据这一原则，党只能通过毫不犹豫地促进群众运动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三条）。 同时，这种批评应当是本着团结和“治病救人”的精神，而不是消灭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第五条） 《十六条》所宣布的文革的另一个目的是改造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极大影响的上层建筑，所以“改革教育，改革文艺”等等就成为当务之急了。（第一和第十条） 这里也提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它强调说，应当给予前者优先的地位。 自从1966年以来，运动在发展，它经历了几起几落，这些都需要很好地进行分析，以便充分理解目前的形势。但是，如前所述，在现阶段不可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这场运动思想方面和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它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正在遭到现领导诽谤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改变企业法律上的所有制不同于改造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所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是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存在的，中国实行的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差别，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等。 任何人只需读一读今天中国的报刊便不难看出，自从毛泽东逝世后，文革的目标以及伴随着这场革命的理论进展正在越来越公开地被抛弃，而所谓的对四人帮的批判实际上是为此找借口。 自从1976年底以来所出现的跃退 正像我所说过的，从文化大革命所宣布的目标倒退并不是从1976年底开始的。它的开始要更早得多，是和阶级斗争的起伏有联系的。不 75 ==========第92页========== 过，以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下台为开端，这一阶段有其明确的标志，即历史的倒退已经实现，1966年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被公开抛弃了。这种抛弃意味着否定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贡献换言之，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我上文中已经提到关于放弃1967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冶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革委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革委会成员以及革委会成员要定期更换的原则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委会的权力逐渐被党委会所侵占，那些同属两个委员会的人在职能上经常陷于混乱，而且更倾向于削弱他们身为革委会一员的角色一这个角色原本应当民主地表现他们所应代表的群众的愿望和首创性。 同样的衰亡过程也表现在其他一些文革初期出现的机构上。就这样，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中所提到的工人管理小组也销声匿迹了。当我1975年秋重返中国时，我只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些关于这些小组的消息（这还是我在参观所有的工厂时都坚持要了解这种小组是否还存在之后才得知的)。我所听到的介绍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小组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则是彻底化为乌有了。 这种衰亡意味着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必要条件方面发生倒退，因为这是使劳动人民在更大的程度上共同成为他们自己生活和劳动条件的主人的必要前提。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它首先产生于国家机器内部和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他们正在企图强化自己的权力和取消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然而在1976年，这种倒退仍可看作是一个短暂低潮的结果。因为那时，文革仍旧在议事日程上，而且那时仍在不断的进行一系列理论分析，阐明了（即使并不总是透彻的）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产生革命变革所需要的先决条件。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所有各条战线上进行反扑：无论在实际措施和具体决策上，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都是如此。 76 ==========第93页========== 生产单位的革委会和加强一长制 这场反扑的对象就是基层生产单位革委会所残存下来的东西。它同时还企图加强一长制和党委会的专权，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并且还要强化劳动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最初这场反扑的公开表现之一就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977年1月31日发表的讲话（济南人民广播电台1977年2月1日播送）。在讲话所阐述的主题中（这一主题在以后的最高当局的无数次讲话中曾反复出现)，我们听到了关于加强经济领域中党委作用的必要性，而对革委会的任务却避而不谈。在这个讲话和其他许多讲话中，只字不提工人们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问题。相反，讲话人谴责了对党委的批评意见，同时片面地强调服从。如果他宣称“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的首创精神，而是因为“它能够最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 正如我所说的，这些思想的提出已是越来越经常化了。例如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就是向导和信徒的关系。”同样的，这里已不再是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或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了。党委会大权独揽，工人们只能唯命是从。 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众或不论哪一种残存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一律被谴责为“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对领导进行任何监督就被认为是破坏纪律，同时着重批判四人帮所主张的工厂内部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否认四人帮所讲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对立（新华社1977年5月21日）。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曾被毛泽东正确地批判过的理论，它认为同一是第一性的，对立是第二性的，这一理论代表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正在发展的思想倾向企图使干部和技术人员凌驾于工人之上，使后者处于前者所制订的规章制度的权威束缚之中。 77 ==========第94页========== 工厂“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扑。这场反扑旨在扫除一切反对工厂内压迫性规章制度（或被称之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言行。 现在声称这些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还是被宣传为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虽然只是顺便提到)是“反映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复杂过程的客观规律”，所以工人阶级必须接受。他们还从恩格斯那里找根据，援引他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写于1873年、题为《论权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指出的，当恩格斯谈到不受任何社会组织约束的专制主义和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运用“权威”这一概念的时候，他自己被论战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忽视了马克思的一切有关论断，即“工厂专制主义”是由社会决定的①。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为名，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 这并不仅仅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企图说明加强对工人的压迫性措施是正当的。从现在起，发展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已越来越不是主要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发展工人组织和提高工人觉悟，而是靠强制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例如，1977年8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绝对不应废除规章制度。相反，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须严格规章制度，而工人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在对最后句话加以说明时，发言人补充道，“这是自然规律（！)，生产在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建立更加严格和更加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一幅怎样鼓舞 0哈里·布雷夫曼著《劳工与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强加给工人的纪律时写道：“这种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中是多余的，正如现在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已经几乎完全是 多余的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5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I、概论) 78 ==========第95页========== 积极性的图景啊！ 批判四人帮只不过是鼓吹实行更加严格规章制度的一种托词。早在1976年姚文元就已经批判过这种强化严酷的规章制度的思想。他写道：“在这种严酷程度上我们究竞还要走多远？难道我们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他们连工人上厕所都要计算时间。” 从文革结束以来，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赞扬“某些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和“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先进经验”，甚至这些东西“是从工人们的经验中得来的，所以它们是科学的”！① 强化马克思称之为“工厂专制主义”的借口，据称一方面是由于四人帮的活动而造成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另一方面是“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后我将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意义。现在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劳动竞赛运动”正是打着如此“需要”的旗号进行的一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运动。 劳动竞赛运动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苏联三十年代的经验和中国文化革命前那一阶段的经验都表明；一旦竞赛不再出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成为上面组织的一种活动的时候，它就丝毫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它变成了一种干部和技术人员为了加强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向工人施加压力的手段。这一运动在更大程度上剥夺了工人们对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控制权，从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夺和剥削他们。在文化革命期间，并没有发起这一类运动，但这并没有阻止在某些车间、工厂和矿山里开展各种形式的竞赛。 显然是在1977年3月，中国开始了它的“劳动竞赛运动”。这发生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之后，在那次会上曾提出：“铁路达到大治快上的经验对其它各部门也是行之有效的。”（新华社，1977年3月12日讯）3月10日的《人民日报》也发出了开展“劳动竞赛”的号召。3月22日， ①见1975年10月中旬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79 ==========第96页========== 这家报纸解释说，劳动竞赛是为了实现“大治快上”，通过加强劳动纪律来尽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 这些运动实际上是由上面集中组织的，这一性质在1978年1月7日的新华社电讯中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它宣称：为了“迅速发展煤炭生产，煤炭工业部最近组织全国125个煤矿从1月1日起开展百日竞赛运动。”这条电讯解释说，部里要求参加这一运动的煤矿“鼓足于劲，发动群众，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作为保证连续100天实现采煤数量、质量、消耗、生产成本和其它各项生产指标的措施”，并鼓励这些煤矿来突破同期的纪录。 这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竞赛运动”就是要使工人服从“指挥系统”，强迫他们不仅要完成（当局规定的)定额，而且还要去打破生产纪录。这样的运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毫无共同之处，倒是适应一整条恢复“经济至上，生产第一，利润挂帅”的政治路线。对于文革时期的各项原则来说，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北京广播电台说道：“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1977年11月27日)。在说明这个转变方面，再也没有比这个提法表达得更确切的了。 企业的利润、积累和管理权力的集中 1976年年底以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件和声明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像这样的提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文件和声明都强调利润的作用。例如，1977年第八期《红旗》杂志首先强调的就是企业必须增加利润，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的思想。它甚至说：“提出开工厂是为了利润还是为了革命这种问题是很奇怪的。”好像这不可能成为矛盾的实际根源！好像对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本无须加以规定似的！《红旗》发表的这篇文章又说：“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利润越多（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社会主义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这是假设无论怎样使用积累资金都自然而然对社会主义有利。但首先，它甚至连想都没想，在这场为增加利润而进行的斗争中（实际上再也不提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管理的作用和群众的革新创造)，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最终将被否定。而一旦这种领导作用没有了，那个“生产的利润越 80 ==========第97页========== 多，为社会主义创造的财富越多”的理论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一而且变成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多年来重复的同一论调。 1977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态度暧昧地想“摆脱”这个问题。它采用的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手法一除此之外它还能怎么办呢？它说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它们所生产的利润。例如，它写道：“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是工人群众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提供消费基金和积累资金的表现。这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改进企业管理，增加盈利，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这种声明和苏联经济学家们在谈到“社会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工资”时所说的简直是如出一辙。但要确定某一经济范畴所表明的现实的社会本质，只靠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够的，这要看生产过程的社会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数文件涉及到这一问题（虽然并不总是很明确），并指出企业归国家所有不等于它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和管理形式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是今天，官方的思想体系正在力图否定的恰恰就是在文革中所强调的这一点。这种思想体系一味美化利润，目的就是号召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规章制度”一这大大缩小了工人进行政治干预的范围。1977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到企业所遭受的“政治上的损失”。社论指出：这种损失“应该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与那条剥夺工人们、革委会和工人管理小组（还有现在很少提到的各种“三结合”小组)在技术上的创造性和管理权，以便把这些权力集中到每个企业的“第一、二把手手中”的路线完全吻合。很明显，这就是当前的路线。这一点可以从余秋里在大庆的讲话和1977年10月8日北京电台广播的报导中看出来。这些讲话和广播都不厌其烦地论述“企业的第一、二把手必须亲自抓积累和利润。” 不管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言不由衷地提醒在企业管理中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很清楚，现在利润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一点还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方面，强调利润是为了加强各级领导的权威、强化规章制度和 81 ==========第98页========== 排挤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另一方面，强调企业要盈利，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今天，实际上再也没人提到“企业利润”和“社会效益”的区别了，而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其重要性被屡次强调过。从这以后，不盈利的企业不再被选为“大庆式企业”了，也就是不再被树为样板了①。 很明显，利润挂帅也同那种流行的、以工业“现代化”为名的工业化模式有密切联系。历史经验和经典理论都告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强调企业盈利只能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阻碍地方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而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国工业化模式的特点（特别是1958年以后），并且这种模式已取得可观的成就。 当然，有一种观点我并不赞同，即认为当前占统治地位的路线主要是由“某些错误”造成的一更确切些说，即便姑且使用“错误”一词，也必须从阶级观点上进行分析，这是由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的倾向、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方式所造成的一因此，也就是把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放在首位的这种倾向所造成的。 在工资领域平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 我们看到，在工资领域的现行说法和作法中，同一条阶级路线在起着作用。这条现行路线的主要方面是反对所谓平均主义、赞同工资差别。 例如，1977年11月《光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平均主义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一这的的确确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这一论断与毛泽东在1975年2月说的话背道而驰。毛主席说：“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目前反“平均主义”，仍需要求助于“物质刺激”的理论—尽管眼下这样做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懂得那条路线意味着 ①七十年代初总是提倡“社会效益”。这就是说，在某种限度以内，某些企业的亏损是可以容忍的，尤其是当这些亏损同对人民有利的措施相关时一例如控制污染。作为一个无条件的要求，每个企业必须盈利，就不存在考虑单个企业的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效益”的问题了。 82 ==========第99页========== 什么。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物质刺激采取回到计件工资的形式（在文化革命中，计时工资取代了计件工资)。而在其他少数情况下，则以或多或少的奖金形式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旗号进行的一也就是说，是在具有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性质的观点下进行的。 与此有关的另一篇署名赵履宽的文章非常重要（新华社1977年11月22日讯)。这篇文章以“按劳分配”原则为出发点，力图（但仍然非常谨慎)为计件工资（当然赵没有提到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①)和“利用必要的物质报酬作为辅助形式”进行辩护。 这篇文章和其它77年以后发表的同类文章变本加厉地把个人利益当作生产斗争的推动力。这一利益现在已代替了文革中曾放在首位的、为满足人民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政治觉悟的作用。 这一变化是符合党内资产阶级利益的。它只能通过加剧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来分裂工人阶级。在实行计时工资和放弃物质刺激多年之后，又倒退到计件工资和物质刺激，这意味着大退步。这一退步有利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将会加强在经济、行政机构和党内都占据领导岗位的国家资产阶级。不管它的支持者利用什么借口，这就是新路线的阶级内容。 回到“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上来 为了给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提供理论“基础”，以反对生产关系（包括在劳动分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特权等方面)中出现的任何革命性的变化，党的新领导又弹起了在文革中屡受批判的一些老调，其中之一是“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用这个概念代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它起着同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苏联修正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相同的作用。 在学习《论十大关系》的十六次会议②中所作的评论，谈到“社会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5页。 ®应指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1月开始，华国锋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借学习《论十 83 ==========第100页========== 主义制度”时0，认为这一制度在1956年已经建立起来，现在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以巩固。 我们发现“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其标志是建立国家所有制。这种理论不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一系列矛盾，尽管承认存在这些矛盾是《论十大关系》的一个主要贡献。而且即使承认存在着这些矛盾，首先强调的也是同一性而非矛盾性。 其中第七次会议宣布，由于国家占有工厂，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理论上的”胡说，目的是宣称既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家是“工厂的主人”，因此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这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矛盾（包括列宁在1921年指出那些矛盾)就被简单的否定了。工人们只需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因为这些命令是他们自己下达的！真是绝妙的诡辩，其目的就在于保护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其它许多文章中，“社会主义所有制”或“公有制”所起的这种“根本作用”也一再被强调。例如，在开展劳动竞赛运动的时候，1977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平静地声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在这种社会中的关系是同志之间的合作关系。”资产阶级的存在被忽略了，当然就更谈不上承认党内和企业领导岗位上存在资产阶级了。于是，文革的许多基本论点就这样被否定了。 拒不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货色。纪政在1977年3月号《红旗》杂志上写道：“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同时，由于分工不同，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属于内部矛盾。”这样就否定了阶级斗争，同时也否定了为克服脑体矛盾而进行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 但要抹煞文革的教导绝非易事。特别是让人民忘记这十年中一些人 大关系》，揭批四人帮，鼓吹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观点，并以此否定文革中的一些重要论断。一译者注。 The commentaries devoted to the sixteen conferences that discussed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speak of the"socialist system"—译者注。 84 ==========第101页========== 所说过的话更不容易，尤其是张春桥，他曾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中的一些问题发起正面进攻（即使并不总是非常明确）。某些“理论家”不可避免地会想到张的一些说法（同时进行歪曲以易于进行批判），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林尽染在1977年5月号《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攻击了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中的言论。我们知道张春桥在这本小册子里尝试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限性，而当时的提法是这一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张迈进了重要的一大步，因为他强调了这一改造的法律形式和实质内容两个方面。他指出生产关系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从而集中阐明了文革的一个主要目的。① 林尽染在他的文章中所攻击的正是文革的这一主要目的，同时也攻击了与此相吻合的各种理论上的提法。为了使他的攻击令人信服，林尽染强调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并声明，由于这一改造已“基本”完成，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就这样，林尽染删去了具有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由工人自己发起的为了改造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从而也就改进生产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他鼓吹以“思想斗争”即“现代思想”与“旧思想”残余的斗争来代替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这样放弃阶级斗争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它的对立物。它使国家资产阶级得以声言“这些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工人们仍然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由来攻击工人们可能提出来的革命要求。 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林尽染的文章从这一论点的经济实质继续写下去。根据他对“所有制”己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这一概念，他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面就是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一切就是以生产斗争代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一斗争需要由专家和技术人员来领导。如果按照这条路子走 ①承认张的这些重大贡献当然不应使我们忽略他的分析中的弱点，这些弱点表明了客观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某些局限性。弱点之一是他没有能够说明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真正的社会性占有的前景。他不谈这个前景，而主张普遍的国家所有制（被错误地称为“全民所有制”），而这只能维持直接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状况。同样，张没有看到一旦国家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就来自国营经济内部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再是来自小商品生产。 85 ==========第102页========== 下去，那就只能加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尚未被摧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看起来，中国的许多工人和党的干部不愿错误地遵从这些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因此为现领导服务的理论家不断地回到由张春桥的文章提出的许多问题上来，其中登在1978年第1期《北京周报》上的王惠德的文章《为什么张春桥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是一例。在这篇文章中，王惠德责备张春桥在1975年重复毛主席1969年4月说过的“看来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我们的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大多数工厂一我不是说全部或绝大多数一的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中”。根据王的提法，已没有任何必要考虑企业的管理问题了。因为经过文革，“只有一小部分工厂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既然权力在工人阶级手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也就已经“解决”了。 王的提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问题。王很详细地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通过文革，这一问题已以社会主义占上风而最终地解决了。但王的这种肯定又从何而来呢？从1969年到1975年（从1976年到1978年更是如此)难道不是发生了许多事情吗？特别是文革中被清除的大批右派已经复职。难道我们没理由设想今天的情况比1969年更糟糕吗？ 最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也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问题。张春桥试图辩证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并不认为他是完全成功的）。他认为，政权的阶级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这种斗争也在党内进行。所以，政权从来都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它可能落到国家资产阶级手中。（毛主席在指出某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会变成“法西斯”党时，也提到类似情况。)但是王拒绝以这种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他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对于他来说，政权和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还以同义反复的方式引经据典，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方法产生了下列“道理”：“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二，就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所有制已由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私有制变成了社会 86 ==========第103页========== 主义公有制。第三，我们要注意不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象林彪那样的资产阶级阴谋家和野心家手中。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 这里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武断的结论，而不是科学的论证。头两个结论假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结论却丝毫没有解释1975年“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存在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统冶的因素，无产阶级的专政如何与它的对立面相结合，自从1976年10月事件和华国锋、邓小平集团掌权以后，国家的阶级本质是否已经改变等问题。 除了对上述一切有关事项进行具体分析以外，没有其它办法能够解决财产关系的实质问题和占有方式问题。这正是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所力求做到，而为中共现领导的理论家们所不能接受的。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一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只要“努力工作”、“服从命令”以加强和扩大这一所有制就是了。这完全是否定文革、为国家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论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再说一点，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纯粹法律的（这就是说，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如何占了统治地位的。这可以从薛暮桥在《北京周报》(1977第49-52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看出来。在这些文章中，他甚至说，在1953年国家通过投资、提供原料、销售产品和派遣管理人员而把一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就足够了，因为这些企业很快就具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性质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丑化，它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发展“速度” 在阶级关系上的倒退是与加强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的地位，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地位相联系的。这种加强表现在更加重视发展的“速度”，这是现领导最关切的核心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报刊的核心机构把这一点作为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最重要的主题。下面是一些自从文革以来曾从中国报刊上消逝了的句子：“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 87 ==========第104页========== 优越呢？归根结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句话，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这样，加快“发展速度”据说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引伸”出来的。而事实上，这是以生产斗争来代替工人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使工人服从于生产率的“要求”，要他们干更多的活，更加遵守纪律。 强调生产速度在阶级关系上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如我所说，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这是进一步加强这些人地位的一种手段一它不仅仅把工人和农民置于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生产定额的束缚之下，而且还使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所起的领导作用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上面引用的社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更强调知识分子、教育和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赋予其在社会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这样，强调加快发展也成为攻击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论据之一。 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加快速度一由于它不是同生产关系革命化相联系，而是同掌握在专家手中的日益增长的“科学”作用相联系包含着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统治，由此带来积累率的增长，以及对资本本身增殖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也意味着要求工人服从利润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往前走，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实际限度，而这必将导致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群众的生活水平和今后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苏联的经验表明，虽然这些危机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的，但它们却是真实存在的。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从根本上探讨这个问题。我将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里详尽地阐述这问题。 至于强调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还须加以进一步的评论。首先，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唯生产力论的口号一“速度决定一切”是同样的货色。实行这一口号导致了1932-33年和1936-37年的严重危机，伴随着这些危机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动乱，而且1938年以后跟着出现的是党内新成分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第二，现领导为了替它的唯生产力论辩护，不仅乞灵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做到发展速度高于资本主义”的要求， 88 ==========第105页========== 还乞灵于“结束”所谓的由四人帮造成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是恶劣的谎言。国民经济根本没有长期停滞和倒退。从文革的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到已经有估计数字的最近几年，不存在停滞现象。发电量从1965年的420亿度增长到1974年的1080亿度；钢产量从1250万吨增长到1974年的3280万吨；煤产量从 2.2亿吨增长到1974年的3.9亿吨，石油从1080万吨增长到1975年的7500万吨至8000万吨①。这种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说法完全是与现实相矛盾的，其目的是对文革本身进行污蔑。至于机械产量的增长，那就更为可观了。如果把1957年的机械总产值定为基数100的话，那么1965年就增长到257，而1975年更增长到1156。而这些数字的来源却是非常敌视的中央情报局出版的手册！® 在1975年至1976年间的确出现了困难，但这主要是因为革命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而产生的政治困难，还有1976年下半年由于唐山地震引起的困难。因此把这些都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完全是歪曲事实。事实上，四人帮从来没有“控制”过经济。如果真有破坏的话，应该追究那些主管生产的人的责任一因为他们一方面想把四人帮当成自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引起了各种不满情绪（包括罢工），而四人帮很可能是支持这种行动的。不管怎么说，当发生罢工时，官方将罢工的责任归因于“煽动者”，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路线。 即便有上述困难，我手头有关1976年的资料也没有反映出任何“长期停滞”和“倒退”的迹象。例如，1975年煤的产量估计为4亿3000万吨，而1976年石油产量增长了13%，天然气的生产增长11%。1976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总值比1975平同期增长了13.4%，而1976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7%®。据我所知，1976年下半年的数字没有公布。由于1976年的事件，某些部门的生产或许会暂时下降， 0数字引自《1976年的中国经济》，载《中国季刊》1977年6月，第362-4和38页。 ②见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标手册》。根据这同一来源，同期的拖拉机产量（以1000标准台15马力为单位）从23.9增加到180，民用船舶（吨位）产量则从50600增加到335606。 8数字据《中国季刊》1977年6月注9。 89 ==========第106页========== 但那并不能说成是长期停滞和倒退。 上述评论一点也不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速度是不可取和不可能的。但如果放弃了文革的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生产斗争的话，这种加速发展不可能持久。实际上，这种降格等于为资产阶级竭力榨取利润而奴役劳动人民。这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生产关系和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关于科学技术无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思想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以完全颠倒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各个领域产生的后果。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科学技术领域。文革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是把科学技术说成是全人类的、没有阶级性的。例如他们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而对各种技术的应用会产生特定的阶级效果。毫无疑问，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发展方式的写照，这些方法照例不能简单地“照搬过来”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对于科学技术也需要进行改造，文革中流行的这一观点，今天却正在被忘掉。 这种否定技术阶级性的极端观点表现在“企业管理技术”方面。例如《人民日报》1977年3月22日文章批判在管理方面应顾及三个方面即“路线、领导权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提法，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它没有提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发展生产力的确重要，但是把它置于阶级关系之前，说成是最重要的，就是采取了唯生产力论的立场。 另外还必须指出，当前的意识形态企图取消阶级关系这个主要问题，其中“科学性”这一标准占有中心地位。《人民日报》又在同一篇文章中强调“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有科学态度，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采用科学方法。”在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第十五次会议的报道(1977年2月14日北京电台)中甚至宣称：就“管理企业”而言，有必要保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中”“科学的东西”。这一提法预先假定资本主义的管理属于“全人类”的科学，而工人阶级可以按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生产部门。 90 ==========第107页==========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件引用的是《论十大关系》上一句非常模棱两可的、被明显篡改以适合“当前口味”的话。在现在正式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我们见到了在各方面既不符合毛的风格、也不符合毛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句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文化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毛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种版本根本没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陈词滥调，更没有说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的“科学特点”的话。毛泽东的话要简单得多。①很清楚，毛泽东的话被篡改了，以便用毛的权威来为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作辩护。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走着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走的同一条道路：在美国企业管理学校里学习企业管理。 这种“修改”毛泽东某一著作的作法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现领导经常这样干。在现在流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加了一句在以前的版本中所没有的话。这句话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这与毛强调的权力下放是背道而驰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总之，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接受的、与文革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论点相抵触的思想，其特点就是这种把科学技术说成是象生产力一样、“无阶级性”的倾向。须知生产力既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有前者才能促使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但这一思想不见了，有的只是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泛泛之论。而这一论调同这样的理论密切相关，即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任何发展“物质基础”的事情都必然会巩固“社会主义”。 ①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第23页。红卫兵的版本见《共产主义》1972年 11月第1期第95页，以及毛泽东《文本1949一1958年》（巴黎，1975年版第190页)。 91 ==========第108页==========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 我已经否定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新的路线是由于以前路线的“经济上的失败”。这一解释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1966-1976年全面的经济“资产负债表”表现很好。当然也可认为本来可以、甚至应该更好些，在今后几年内肯定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绝对不能证明不放弃革命路线就不能加快速度，只要对这条路线加以调整就行了。据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放弃这条路线不能说成是出于“经济的必要性”而只能说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剧烈转变所致。没有1966年到1976年的“资产负债表”，试图说明这些年的路线是如何能够或是应该得到纠正是不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广泛的讨论和社会实践才可能具体地清除革命路线更为深入时所产生的错误。然而现在既无广泛的讨论，也无社会实践。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很突出的。上海市是一贯贯彻革命路线的城市一它受敌对分子的干扰最少，这些人嘴里附和而实际上破坏革命路线。上海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成果。那些在中国居住过的人，凡是在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工厂工作过的，一般都说上海工厂里的工作和生产气氛同其它地方一样好，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其它地方还要好。 然而革命路线的失败并不是从天而降，也不能把失败仅仅归咎于走资派的“阴谋”、“狡猾”和“不择手段”。这些因素当然起了作用，但却不是主要的。如果一条路线失败了，那么这个失败有其必然性。这一失败的实质和原因很重要，最终应当从阶级关系的高度去寻找。探讨这一问题可得出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在更大范围都有用的答案。 我再次强调，目前我们只能得出部分和暂时性的答案，但这将成为更深入研究的起点，其中也包括我所提出的答案中未来受到批判、并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找到充分答案的最主要障碍是缺乏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分析，而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四人帮中的某些人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没有成功。他们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掌握对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作阶级分析所需要的理论观点。这一不足表现为一种倾向，即给 92 ==========第109页========== 现在中国资产阶级下定义时，不是按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按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路线一或者充其量不过是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影响的分配关系来划分。从根本上说，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上层建筑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不足是由于使用（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概念而造成的，这一概念本身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对于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影响。 造成这一理论不足有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不受现成公式影响而进行的广泛讨论，以及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为了反对进行这一阶级分析而发起的猛攻。资产阶级要保护自己，所以，四人帮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们要在中国进行阶级分析一据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毛泽东早已做过这种分析了一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缺乏对现在中国的阶级分析，妨碍了充分理解最近几年来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它也是革命路线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关系是什么，就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这些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尽管它力图使“经济现代化”，最终也只能保持现状。① 没有任何党的文件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分化②和人民公社内部的社会分化③做出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一局面的严重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对新的阶级关系缺乏具体分析表现在使用过去概念给现在的人贴标签上面。这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用贫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这种阶级划分方式，这种划分方式在公社成立时是有意义的。①而今天这种划分方式除了作为当前阶级和社会阶层分析荒谬的替代物以外没有任何作用。同样的，不是对不同路线的阶级基础作具体分析，相反各 。w.Aschmoneit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权》一文中发展了这个思想：载于1978年Berliner Hefte,第27页以下。 ②正如Aschmoneit正确地问道；除了存在八级工资制这个事实之外，我们对于这种差别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对于技术差别，季节性工人的作用，农村小工厂中的工人和城市大工厂中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知道些什么呢？ ⑧Aschmoneit还指出；我们对于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改变生产技术的运动对于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 ④即使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这些成分通常是指土改前的社会区分，那已经是二 十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93 ==========第110页========== 种“被批判”的路线都被贴上了相同的标签。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地重复对立路线支持者的千篇一律的罪状。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76年，一篇题为《伟大的胜利》的文章(4月10日《人民日报》)宣布说：邓小平的社会基础是由“党内走资派”组成的，“党内走资派”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紧密的联系。另一个例子是，1977年曾接受这一分析的华国锋在他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当时邓小平就坐在他旁边）：四人帮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这种提法说明新领导人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对被批判的政治路线做严肃的阶级分析。如果确实有这样一种分析却被当作“秘密”来保守（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这个政党就不配自称是领导广大群众的党。事实上，有充足理由认为新领导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基本分析，结果，除了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之外，拿不出任何更为像样的东西。① 当然，在造成近年来党内分裂的有关重大问题上的斗争缺乏严肃而精确的阶级分析理论指导，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没有反映深刻的阶级分化。这些分化被直观地、普遍地加以理解，因而并不深入细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划分正确的界线，以妥善处理次要矛盾（它很可能因此而带上对抗的性质)，从而团结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需要联合的阶级。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革命的历史是一部突飞猛进的历史（从1966年5月到1967年2月②)，随后是一系列的退却和新的进攻。这些退却 。当犯了错误被撤掉的干部们受批判时，通常也是用老一套的说法；他们儿子都被指控为“间谍”或者“特务”。江青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这样攻击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现在轮到她自己被指控为“间谍”“特务”了。在这里，也是扣帽子而不进行具体分析。重复使用这个方法意味着不是向群众解释问题，而是拒绝向他们作任何说明。这样，他们自己的历史就被弄得含混了，而且企图使用篡改过或是伪造的文件以及修改过的照片来破坏他们的历史记忆，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不再是缺乏分析的问题，而是蔑视群众的问题了。 ®这一向前突进是从1966年夏天发展起来的。在这以前，曾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学生和青年工人起了先锋作用。当我在1967年夏天访问工厂时，工厂革委会成员们不止一次向我解释地在文化革命开始时，大多数工人都认为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让前来串连的学生和其它工厂来的工人走开。只是逐步地，通过紧张的宣传活动；才使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Maria 94 ==========第111页========== 主要是由于左派没有能够做出必要的妥协和形成必要的阶级联合。毛泽东认为文革的第一次退却主要也是因为没有达成上述妥协和形成阶级联合。这不仅影响了政治力量的对比，还影响了阶级之间的关系。① 一些现在被说成是对四人帮的批评的毛泽东语录一断章取义并加上适当注释一实际上是毛给他们的忠告：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操之过急。这些忠告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 撇开策略问题不谈（这关系到政治力量的对比），我认为革命路线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他们没能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问题。其后果是，四人帮经常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除掉他们的对手，而不是贯彻一条具有充分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却能够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特别是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但是他们并不总能正确处理这一联盟的内部矛盾。结果，他们总是倾向于以高压政策来代替政治领导。于是对抗发展了，由此引起了左派的支持者这一方面的折磨人和欺凌人的措施，甚至于镇压行动。镇压的对象常常不是真正的敌人而是那些仅仅被怀疑是敌人的人。经常采取这类行动的家伙常常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一他们只是一些表面上靠近左派，实际上企图利用左派的威望来满足个人目的的机会主义者。 此外，甚至左派的领导人也对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采取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以至在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学艺术进步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阅读外国刊物和书籍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表现在一些从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出发支持革命路线的积极分子的恶习上)。在对所有文化、 Antonietta Macciocchi注意到这个辩证法。她从我对她说的那些话中得出一种看法，认为我把文化大革命不看作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先锋队在意识形态上试图把 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其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反官僚主义的官僚集团”（见M.A. Macciocchi《马克思之后是四月》〔1978年巴黎启蒙出版社版)，第26一27页)。很明显，一个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先锋队是不可能发动好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的。 ①要想发现缺乏能力的原因，需要进行长期的复杂的分析，这是我在这里做不到的，而且我也没有掌握这样做所需的材料。这些理由肯定既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又是政治的。下面我将提到其中一些理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这些理由是跟有关的人远没有跟斯大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彻底决裂这一点相联系着的。 95 ==========第112页========== 电影、戏剧和类以作品的出版要加以严格控制的借口下，允许问世的新作品数量很少。在科学领域里，出版的著作数目大幅度下降，大部分科学刊物停刊，甚至连进图书馆也被严格限制。正如我所说过的，采取这些措施的也许正是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他们以革命路线的名义进行活动，实际上是妄图对它造成危害。无论如何，这类措施不只是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生活遭受了无谓的损失，也使知识分子们感到受了欺侮，很可能到最后还遭到一部份群众的遣责。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必然拒绝支持革命路线，或仅仅口头上给予支持。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及时改正那些导致他们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恶化的行为，反而陷得更深，高压政策和镇压措施一个接着一个。由于这些措施广为人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加以重复，即使某些描述是夸张的，但它们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这点毫无疑问。 综上所述，我想我们能够接受阿什莫奈特在他写的题为《靠高压来实现革命化》一书中的提法：“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并没有充分形成。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缺乏谅解甚至正在加深”。①高压政策一旦进入本应是联盟的范围，它就要蔓延。最后，高压政策也会加在一部分群众身上，使不满情绪增长一例如，在那些被强迫下乡落户的年轻人中间，还有他们的家庭中间，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他们之所以应该下去的原因，他们对此也没有充分的准备。② 群众的团结因此无法发展。不允许群众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越来越多的“代言人”便出现了，他们代替群众而又脱离群众独立地行动.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总是不健康的，它为在“自由化”旗帜下进行修正主义的反扑准备了条件。 文革期间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没有谁有能力来算一算这几年的成败得失，然而，识别出这些斗争的某些特点是可能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斗争的特点之一是它们通常以宗派主义的方式进行。宗派主义的产生部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阶级 D见Aschmoneit《中国》一书第30页。 ②强制并不一定，甚至也不经常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取“社会压力”的形式。此外，必须记住青年下乡（其自该的程度不同）的问题不仅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子女而且也影响到工人子女。 96 ==========第113页========== 分析。有了分析，才有可能正确划分阶级并形成联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式化以至形成教条主义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继续存在的影响，这 一思想蜕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最后竟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反面。① 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受其影响。但和革命路线的情形相反，它和这一蜕化形式本身的目标并不抵触；革命路线则缺乏它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以高度连贯地发展其革命实践。中国的修正主义丝毫没有对这种情况感到难堪，正相反，这使它能够利用那些既是教条主义又是折中主义的观点。这种折中主义使修正主义路线看起来不那么带强制性。因此，毛泽东逝世后，知识分子中的不满连同群众中的某种厌倦情绪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上他们害怕发生内战）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发动政变之后，起来拥护修正主义路线。 文革最后几年的斗争特点也许有助于解释革命路线的失败原因，那就是斗争带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最后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对毛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也许在短期内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从全面考虑，它是种深刻的消极现象：它使一些聪明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能够利用毛曾经表示过的对他们的信任做伪装，“以他的名义”说话，或者宣布说他们是他的“继承者”。林彪和华国锋的例子表明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当斗争变得个人化时，不是主要表现为原则问题和路线问题的斗争，而是表现为一心想夺取某些位置的私人争斗（尽管总是声明这些斗争是路线斗争），而且这适用于各级领导。这种现象显而易见地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因素。“夺权！”口号经常导致把政治斗争变成地位角逐。②在这场角逐中，对占据这些位置的人进行个人攻击的成分常常大于原则斗争。然而，这种以个人之间的斗争代替改变阶级关系的作法，最终只能在群众中造成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因为群众无法了解这类斗争怎么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乘机利用这一厌倦情绪，标榜他们自己是恢复“秩序”和“安 ①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纽约版）第二卷的最后部分， 分析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这里没有篇幅再谈这个问题。 ②见Aschmoneit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中国》，第31页。 97 ==========第114页========== 定”的人。实际上，他们一旦在中央取得权力，便从事最恶劣的迫害、清洗和争夺地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而是背着群众偷偷搞的。 对所有这些还可以作一点补充，那就是政治斗争经常是微妙的。这里我仅举一例。“批林批孔运动”的讨论中有好几个靶子，要看不同时间和参加运动的人而定。这些靶子中不仅有林彪和孔夫子，而且还有周恩来，四人帮，邓小平，也许还有其他什么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这种“讨论”的意义，而对其他人来说，要求他们承担关心和参加讨论的义务，最后只能变得无法忍受。 这种斗争的微妙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动这些斗争的人并非真正力图使群众参加这些斗争。这些斗争只不过是在那些为了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求助于群众”的领导人之间开展的，但真正的利害关系却很少向群众做出明确解释。用同样的帽子扣在鼓吹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的人头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微妙性的一个表现。被扣以各种通用帽子的前领导人被抬出来作为发泄公愤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人向群众真正解释症结何在，没有人帮助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坚持住而不被赶下来。在这一点上，上海公社这一插曲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 上海公社：它的迅速消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含义 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因为上海公社容易被人忽视，而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却非常重要，所以更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我首先要回忆某些事实。 1966年11月以后，上海（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主要有天津和东北一些地方)的专搞文革的工厂委员会的数目迅速增加，这些委员会在企业中建立了“双重权力”，他们是按中央文革小组十二点指示成立的机构。①在上海的工厂里，委员会的权力和主要由干部组成的生产部门的权力并存。在12月底的时候后者被解散，而工厂委员会则发展成为群众 0这个文件的日期是1966年11月17日，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的小报在12月23 日发表的（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香港1966年版)第133页) 98 ==========第115页========== 的革命组织（称为“司令部”）。虽然他们内部还不统一，但他们一致反对他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市委领导。1967年1月初，在百万工人参加的集会之后，市委垮台了。① 1月9日，32个组织联合发表了“紧急通知”，提出了一系列章程，显然是在为一种政权的新形式作准备。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这一文件，毛泽东亲自把它树为样板。1月22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在所有革命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方法中，归根到底唯一的方法就是掌握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们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的当然主人！”②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出现了标语：“一切权力归公社！”不过，发展需要时间。直到2月5日，公社才在一个百万工人出席的大会上宣告成立。发言人宣布说：“上海市委已经完蛋了，一个符合毛主席教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新权力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然而上海公社并没有得到中央报纸的喝彩，其它一些城市的公社，如太原公社的成立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央政权既不承认公社，也不正式否认它。二十多天后，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公社不复存在，而起初张春桥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和所有发起组织的批准，参加了上海公社的工作。 就这样，在上海和其他城市里，公社这一形式，虽然《十六条》里提到过，最后还是被抛弃了，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形式。没有任何说明这种改变有道理的真正论据，但张春桥在2月24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在那次讲话里，他间接提到了毛泽东对上海公社这一创举的评论。①根据张的说法，毛泽东并不是非难公社的原则，而只是怀疑公社是否按正确的程序成立。而且他怀疑这个模仿巴黎公社的样板是否能为上海这个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中心以外的地方所接受。他同样也担心全中国都宣告成立公社所引起的国际问题。这些意见并不很令人信服， 0K.S.Karol《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谈到了这些事件（伦敦1975年派）第215页及以下。 ②1967年1月26日《北京周报》第8-9页。 @《文汇报》1967年2月6日社论，Karol在《中国的第二革命》的第227页上引用。 ⑧见同书第229-231页《中国大陆报刊汇编》第4147号曾重印了这个讲话的详细摘要。也可参同毛泽东《大红书(1949一1971)》，（巴黎1975年版）第224页以下。 99 ==========第116页========== 并且与其说是论点，不如说是疑问。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对公社的谴责，只不过是要求小心谨慎而已。实际上，毛所提出来的原则问题是党的问题。看来使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造反派对原有的干部们的定位和一些造反派要“打倒一切”的态势。他问道：“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然后他回答说：“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① 问题发生了。曾经支持过公社这一政治形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人，怎么会在实践上又倒退回原来的态度，声称中国对接受这一政治形式还没有作好准备？他们又怎样会开辟一条以一系列退却为特征、因遭受越来越多的局部反攻而必将中断的新道路？® 就文革的具体开展来说，应该考虑两方面的事实。首先，（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各类革命组织很明显已无法联合。他们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并且热衷于搞垮对方，从而存在着造成混乱和大批打倒正直和忠实干部的危险。1967年7月，毛泽东谈论了这一形势，那时他批评了大多数派性最强的文化大革命支持者们所表现出来的不能团结和联合他们应该与之取得妥协的人的现象。③ 事实的第二个方面是最高领导人中间大部分党员对1967年初发展形势作出的消极反应。这些党员基本上没有采取革命立场，他们敌视文革，只不过没有公开这样说罢了。因为他们是多数①，所以他们呼吁“温 0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2月12-18日) ②贝特兰对这一问题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毛泽东在《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文中明确指出，公社只是一个名称、一个形式，苏维埃曾经被列宁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最后也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关键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一译者注。 ®见J.Daubier《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1965一1969)》，（巴黎1976年版）第289页以下。 ④如我们所知：一贯拥护革命路线的人经常不得不依靠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并同它们妥协)，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少数派地位所造威的。例如，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不能不依靠林彪（从而依靠解放军)，尽管他和林彪在一些主要问场上有分歧。他写道：我的朋友（指林彪，带有讽 100 ==========第117页========== 和”是有人听的，要不是这样，党的团结早就完了，甚至连党本身都不复存在了。谭震林1967年1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达了许多革命老干部的态度，他说：“你要不要党的领导？你想把老干部都毁了呀？我在这里以全体革命老干部的名义说，我宁可坐牢杀头，也不愿眼看着我们这么多老同志遭受屈辱而保持沉默。”①由于大部分老干部的态度和保持党的团结和生存的愿望，使得政治局不得不“缩小打击面”，并确定个别对象；刘少奇、邓小平和少数其它官员。另一结果就是人民解放军和它的领导人林彪被赋予了特殊的作用。从那时起，由解放军（通过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确认哪家是“真正的左派群众组织”，引导他们实现大联合，同他们一起左右整个运动。② 这些决定导致群众运动的消亡和军队领导人在党内和国家机关里的影响越来越大。③1969年在党的九大，军队领导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刺的口气)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迫我采取行动。显然，除了同意他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甚至补充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革命领导人的这种相对孤立处境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时也没有克服。1971年，林彪垮了，这使得革命领导人们跟那些远不同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达成协议。这些干部成为政变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基础。 下面我将试图分析造成那些主张革命路线的最始终如一、最受尊敬的领导人相对孤立处境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至于其社会基础，无疑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相对微弱的比重造成的。这个阶级的积极分子，尤其是青年工人积极分子，是革命路线拥护者所能依靠的根本基础（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但这个基础在人数上是弱的，因而有必要跟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达成不同形式的妥协。这些妥协之必要性以及达成妥协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更激进的理论立场的发展。0 Karol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第218一219页上引用。 ②同上，第225页。 ®实际上，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若干年内起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有些指挥员无疑赞成革命立场，真正帮助了左派，但他们不是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最不革命化的一个工具。当然，1960至1965年间，它经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然而却是按林彪的观点，按照公式化的老一套的公式进行的运动，其效果最终证明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力量对比从来没有使得革命路线拥护者真正能够解决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的问题。到1967年，毛仍然希望人民解放军能够在干预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自己教育自己（参见J.Daubier《历史》，第293页）。事实表明这并未实现。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部到头来还是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此外，左派发展工人民兵的努力没有能充分地持续下去。今天，工人民兵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处于解放军控制之下。同时，我们看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又重新出现，把人民解放军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101 ==========第118页========== 被选入政冶局的25名成员中，14名是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标志文化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被自上而下组织的批判运动所取代。1971年，聚集在林彪周围的军队领导人对革命潮流带来的威胁太大，以至林彪被粗暴地消灭了，但这并不能使革命潮流在党内成为代表多数的倾向，它的代表在政治局委员会中大约只占三分之一。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成功地使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到足以防止越来越多的右翼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复辟的程度。结果，1976年10月政变成了在政治舞台前沿酝酿数年之久的这一过程的高潮，其中解放军和公安机关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许多不同的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受“上面”领导的组织享有优先权。这对复辟过程十分有利。这和放弃公社这一政治形式也有联系。 然而这些事件的展开并不足以说明革命路线是如何被放弃的或是这条路线最终失败的原因。要说明这些事实需要研究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特别是和具有公社性质的组织的关系。这些组织是劳动群众的权力机构。在这些关系中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劳动群众远不是自发地团结和表现积极的。这一情况反映在群众内部矛盾的发展上，使之有必要发动一场思想斗争，以便能使无产阶级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这就引起了一个处于各种矛盾之中的革命政党如何发挥作用问题，这些矛盾可能会导致群众分裂，甚至会引起他们中间所出现的不同思想和政治倾向间的对立。党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同样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还是掌握在党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还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假定执政党在不受劳动人民有效控制的情沉下能继续为他们服务)？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同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说过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列宁在1919年就已注意到了一个消极的事实，即苏维埃井不像它应当做的那样，成为“劳动人民的政府机构”，它成了“并非全体劳动人民、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替劳动人民代行的政府机构。”①这种情况并不会 ①列宁在俄共八大上《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102 ==========第119页========== 自然的改变，相反，它导致了苏联劳动人民权力的完全丧失。在1966年8年8日发表的《十六条》中，中国共产党不那么明确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制度，例如，宣称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新的群众群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第九条)。另一方面，同时宣称由于有了这些组织形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教育自己”。如果权力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工作来体现的，这一工作是采取说服和解释的形式而不是以高压手段强制行使权力，那么这两种提法并不矛盾。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公报所说的：“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不要怕出乱子一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 用革命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公社这一形式，解放军在挑选群众代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委任这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方式，都意味着放弃了1966年8月所明确采取的方向。正如我们所见，放弃这个方向是同党的领导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革命路线的演变相对应的。①这也是由于群众组织在对待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对待很多干部的态度上不能联合、不能避免派性活动所造成的。这一演变以及这些做法看来和关于党的作用的某种主导思想有关，即认为应把党的观点强加给群众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服。同时，这些现象同斗争的个人主义倾向有关。这两种现象是同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关系实质缺乏充分的 分析分不开的一因为这些关系被笼统的宣称为是“社会主义的”。② ①在放弃上海公社的政治形式之后，党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之间数度形成紧张局面， 但是结果并设有改变实际关系（跟1967年的理由是一样的）。例如，1974年，许多中国工人提出口号：“我们要作国家和工厂的主人，不作生产和工作的奴隶。”那时，他们支持革命路线的倡导者。今天，在政变以后，这个口号被认为是“反动的”（见 P.Tissier《中国新领导1977年的经济路线》一书，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68页以下。) ®我没有篇幅来谈这个重要问题。简言之，这些分析的弱点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所造成的。这些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这个思想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它并不涉及生产关系的任何改变。而且，按照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观点，革命被说成了已经保证在根本上以“无产阶级政治 103 ==========第120页========== 这一论断妨碍了改造社会关系这一长期斗争的发展（因为它们已经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了)。它还会造成以个人冲突来代替改造社会关系的斗争，而这些冲突的发展会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突出出来，而那些对于“追求地位”不感兴趣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反而被埋没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有时不得不试图从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支持（这些人必然是不稳定的），有时为了避免由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引起的混乱，他们又转而依靠解放军干部或地方于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投修正主义分子所好，从而削弱了革命路线。我认为，这些因素说明了文化革命的局限性，也说明了毛泽东逝世后革命路线遭受失败的原因。 “思想遗产”和它的积极作用 前述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同从三十年代末期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中引出来的“思想遗产”有关，也同斗争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封建的残余意识有关，中国现在仍旧受这些意识的困扰。 有必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些“遗产”会得以保存下来。使这些“遗产”仍然起作用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些因素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风尚是些什么呢？为什么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蜕化形式所进行的批判没有充分展开呢（尽管毛泽东的某些著作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为什么这一批判所要求的新风尚没有占统治地位呢？ 显然，要回答涉及方面如此广泛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这里我只能提供几点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思考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时的一些片断的想法。 首先，我注意到某些社会关系并没有受到系统的、实际的批判，而正是这些关系的不断再生出来，限制了毛泽东路线的作用，助长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扑。这些关系的核心是：(1)存在于党和国家机器里面的 关系”为基础的统治权威的存在，而忽视了同群众相分离的国家机器的存在，因而就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因此，如果对这些观点不加批判，就不可能给群众运动指出它所应冲击的真正对象。关于这个问题，参见B.Fabrègues《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40页以下，特别是第45-49页。 104 ==========第121页========== 等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2)国家机器不同部分之间互不联系。(3)党的基层组织之间相互隔离，它们之间不能正常联系，只能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这种隔离和互不联系给了党的上级机构以实权，并保证那些典型的资产阶级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关系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和秘密性。它使得群众不能任命或者罢免官员。其结果是，后者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统治群众的机构系统。 这些政治关系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这就是未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使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有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这一点上，文革中对直接的生产过程所强制进行的部分改变由于没有对再生产过程进行根本改造而受到阻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制定积累和各部门之间投资的分配等）继续不受直接生产者的控制，而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在经济计划的一些具体细节方面被征询意见。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只是稍微得到了一点克服，而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则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同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关系表现在分配上的不平等。这不仅是八级工资制的问题，而且也是分为30级的报酬等级问题。这里也涉及到党政干部享有的特权，它随着一个人在这一等级制中的晋升而增加。这些特权包括例如使用公家的汽车、比较宽敞舒适的住房，甚至于 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还能拥有别墅和去特别商店购买东西（衣服和某些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和录音机等等)的特权。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些特权扩大到拥有几座别墅，免费乘坐飞机进行个人旅行等等。① 干部们的这些特权在最近18个月中的一场并非象当局所希望的那样仅仅针对四人帮的大字报运动中，特别遭到抨击。最尖锐的一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了。®然而它们还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事实真相。它们 ①这些特权的存在可以从Roxane Witke写的江青传(《江青同志》，波士顿，1977年版)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独有的特权。所有的同级领导人都享有这些特权，尽管今天的新领导试图使人以为只有四人帮享受那些特权。人们知道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能说明问题的是：各个“单位”（工厂、车间、教育机构等等）在组织讨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应用时，主要涉及八级工资制、奖金等问 105 ==========第122页========== 表明，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着“合法的”特权。他们根据自己在等级制中相应的级别，住在和广大群众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 此外，这些“合法”特权的存在是获取“非法”特权的方便之门，是取得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泉源，特别是那些中层干部，按中国说法叫“走后门”。像非法建造一座别墅的机会，对干部子女的照顾（使他们能上大学，保证他们在被下放的农村的当地干部照顾下不给他们分配太艰苦的工作等等)。无法估计这些“非法”特权到底有多少（它们都是“合法”特权的产物)。但是，根据最近的大字报，特权颇为广泛。国家对此采取既反对又容忍的态度，而本来按道理说，防止这些特权出现是国家的责任。实际上，这些国家机构的成员同样在享受着这些特权，所以他们对特权的反对只能是有限度的。 最后必须补充一点，由于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存在和高度集中，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自我强化十分有利，特别是在“集中”大大超过“民主”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之下。例如，这种自我强化表现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们的合作上。这很容易导致拉帮结党和裙带关系。 必须承认，“集中”对于“民主”的优势（就组织形式和政治实践而言)和党内禁止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有关。提到这样一点是中肯的，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过同样的禁令，只不过相对来说，出现得比较晚，它是通过对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的一项决定进行片面的错误解释而造成的。从原则上讲，这项决议并不是要剥夺发表不同观点的自由①，并且它仅仅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被采纳的，只有在当时的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理由那样做。② 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存在加上特权制度，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蜕 题，而从能看到的材料判断，国家官员的高工资（有时比刚进厂的工人高十倍）却从来没有辩论过，甚至在讨论范围最广的那几年也没有涉及到。 ①关于这一点，见贝特兰《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阶段，1917一1923》，第399页以下。 ②一般说来，限制表达意见、提供情况、进行讨论的自由（在党内和社会上），作为“保护”统治当局革命性质的一个工具，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它不仅使得形成小宗派、贪污腐化和帮带关系成为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利于国家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害怕政变，使得他们更容易利用对民主的限制去镇压革命派。今天，继苏联之后，中国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容置疑了。 106 ==========第123页========== 化变质形态的基础之一（三十年代从布尔什维克思想转化出来的这些意识形态也是为了在苏联的类似的特权进行辩护的)。①我想这些关系的存在—假使没有从根本上对它们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一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从未以系统的形式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在这方面，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但是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尽管对这一制度的批判曾有若干次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但为什么没有发动一切从根本上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和集权制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单一的答案。我所能提供的答案的要点都是假设性的和有疑问的。 我所说明的第一点可从现存制度在特定范围内所起的客观作用中找到。从根本上说，这一作用在于保证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某种统一的形式。因此，如果不被另一种统一的形式所替代，这一制度是不可能真正被摧毁的。除非你以另外的东西代替某个东西，否则你是不能真正摧毁它的。但是这另一种统一的形式只能由社会运动本身去发现，理论是无法“发明”的。这里，社会实验和理论批判相结合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一领域中，加强对群众社会实验的限制，便找不到能够保证群众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形式，更何况还没有排除一个革新和改造了的党在思想上起领导作用的可能性。 第二点，必须注意到，广大群众担心现存的统一形式可能解体的心理，有利于防止对现行政治关系进行任何激进的挑战。就这样，上海公社就既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作为样板了。在没有引起任何群众抗议的情况下，公社就被放弃了。最后，革命委员会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通过各种社会实践的再生产，实际上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关系一种变相的存在形式。 尤其成问题的是领导方法，它和真正的发展群众民主是矛盾的。后者所要求的是不受妨碍的言论自由和多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否则劳动人民进行干预的多种形式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干预是通过文革初期大批的“造反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发表大量不同意见和创办未经新闻检查的造 ①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参见《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二阶段，1924一30》，(纽约1978年版)第一章。 107 ==========第124页========== 反派组织出版物来进行的。)没有受到批判的党的干部，甚至那些从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很快就对这些干预形式加以限制。他们逐渐取代了原来群众中不同派别的发言人而成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逐渐站稳了脚跟，并被结合进了领导机构。这样，他们就和原来的基础 一刀两断了。他们还通过反复的“运动群众”来扼杀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禁止他们发表批评意见。这种领导方法同向社会主义前进是背道而驰的，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彻底的民主，由于害怕陷入旧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处境，这些方法不断得到加强。它们同时又由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干部被融合进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批判的特权制度中而得到加强一某些这类干部一心想保留这一制度以便从中谋利。强制实行这种反民主的作法和遵循真正的革命路线以及毛泽东的某些口号，如“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是相矛盾的。这些作法证实了毛本人在1964年所做的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讲并不比其他政党更革命，一个曾经是革命的政党常常会走向反面，变成反革命的法西斯党。①这就需要党在允许其它政党共存的条件下保持领导作用，当然不是通过高压手段，而是通过思想斗争。② 这些都说明，反民主的做法居于统治地位，与革命发展的需要相矛盾。我们知道，毕竟只有劳动人民自己才能完成他们自己的解放。阻碍群众前进就等于反对继续革命。在劳动人民的组织自由受到妨碍时，当“统一的思想”强加在群众和党员头上时，革命是不可能继续前进的。统一思想的办法或者是领导上迫害和镇压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或者是组织一些讨论会，会上人们不过是重复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垄断消息和歪曲历史事实给群众活动设置障碍的情况下，推进革命是不可能的（歪曲历史使群众无法了解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不能在对当前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所有这些障碍最终只能导致群众解放运动的失败，导致全面掌握科学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活动、开展社会 ①这个思想在1964年《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表达得很清楚了。 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一文中指出。“不让发表错误意见”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各党派互相监督”有必要 “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 108 ==========第125页========== 实验和发展科学知识斗争的失败。① 条革命路线如果无视这些要求，或不能保证这些要求得到尊重，那么这条路线就不是完全言行一致的。不管它暂时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在中国，这种失败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当前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搞的政变，加上“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和欺骗性的经济上的许诺。 当前的道路及其前景 当前路线的标志不仅是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同时确实还有“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在对群众和革命的镇压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同时，却大谈什么“百花齐放”，甚至“千花竞彩”。但这些“花”注定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一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同意重复党所说的话就行。事实上“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句话正在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而党落入修正主义手中这种可能性（这正与实际情况相符)，却被想当然地排除在外。 奇怪的是，现领导正在恢复一些老木乃伊式的党派组织，这些党派组织已经不代表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不再吸收新鲜血液了。③这一企图看来是考虑到毛所提出的各个政党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说，主要是使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人物安心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些党派号称是代表他们的。 ①这种障碍也妨碍了马克思说的“自由科学探讨”，他说这种探讨有许多敌人(《资本论》第一版前言)。 ®这“百花”显然是掩盖真相的“门面”，主要目的是欺骗知识分子，对他们做了少许小的“让步”。这些“让步”部分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这是修正主义分子指望实现的，但它们只能是有限的。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支持者们不断号召的尊重权威和等级制是相冲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自由化让步”不可能发展，因为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的倡导者对劳动人民和不愿否定过去的干部们进行镇压是不可调和的。例如197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号召对所有“反四人帮立场不坚定”的干部都要进行攻击，使他们不能不“进行自我批评，讲清楚自己的错误。”从而暴露了这家报纸害怕这些干部“不可避免地”“气候一旦合适就要煽起（政治）动乱”。。例如，1977年12月27日，多年来第一次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民主党派”参加了这次会议。 109 ==========第126页========== 新领导人在试图安抚知识分子和旧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却强化了工厂和人民公社的劳动纪律，事实上还限制了工农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发展经济”为名干的，让工人们期望不久他们将会享受迅速增长的“现代”生产资料和尖端武器的好处。要取得这些东西，需要巨大的积累，所以，除了一点残羹冷炙外，劳动人民所能享受的主要“好处”就是强化劳动和进一步受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命令约束一也就是加强国家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真正阶级本质在它的国际政策中也暴露了出来。由邓小平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后果，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①例如，表现在支持法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干涉和支持一些最反动的政权，像非洲的蒙博托、博卡萨和伊迪·阿明以及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②。这一支持的阶级意义反而更大，因为它甚至违反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利益。人民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愿望的一种污辱，这反而有助于加强社会帝国主义的威信，总的说来，后者的策略运用更为巧妙(即使是在同埃塞俄比亚的殖民主义者一起干涉欧加登的索马里人民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候)。为了证实中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消极作用，你只消和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谈谈就行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威信己经降到了最低点。 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当前的国际政策继续体现在一种试图把 ①我这里质疑的是“三个世界理论”本身。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将占过多篇幅。然而，必须指出，这个“理论”没有科学基础，不符合现实情况。例如它错误地假定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同一性可以超过矛盾性，这个思想跟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东西背道而驰。历史表明了使许多“第二”和“第三”世界同家互相反对的深刻冲突（同样也使“第三”世界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尖锐冲突）。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也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依赖关系有多么大。如我已经说过的，那些“靠权威来使论点成立”的人声称这个理论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并不能赋予它科学价值，这个理论埋葬了阶级矛盾，且不说国家之间的矛盾。除此以外，甚至这种说法似乎也没有多少根据，因为毛没有发表著作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 ②197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大使它称他对智利以及其国家元首的印象“极佳”(1977年10月21日El Mercurio以及同一天La Tercera报)。 110 ==========第127页========== 中国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外贸政策中①，以致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一市场的波动。于是，除隐含在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中的危机因素之外，又加上了其它起源于国外的危机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遭到了历史的批判。从长期观点来看它只能遭到失败，正像修正主义整个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它将逐渐地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一它将在那些今天无法看清或不愿看清这一面目的人们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实际上，这个领导层现在正坐在火山上。即使他相信自己的诺言，这些诺言也将被事实所驳倒。的确不错，生产可能在几年内有所前进，特别是那些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但是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最终将会恶化，因为现领导引导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很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民认为党正在引导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许下的诺言将会实现。这种情况，加上四人帮所犯的错误，以及他们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厌倦情绪，说明了为什么有一部分群众赞同改革开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相当的热情来欢迎现领导层。然而，当虚假的诺言被拆穿时，事情终归要起变化。那时，为社会主义进行过长期胜利斗争的、经过文革锻炼的、在实践中亲眼看到这场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积极成果的、敢于向统治当局挑战的中国人民一他们是富有经验的—将继续大步前进。 我们现在无法预见到这一切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而且将会出现哪些曲折，包括党的领导可能出现新的分裂等。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华国锋的路线（华看来还企图保持文化革命某些成分的外表形式）之间的冲突正在发展。但这种波动只是次要的，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党内的健康因素将同他们在一起。 在目前形势下，一切身居国外的中国的朋友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责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在不干涉中国事务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必须避免做任何可能提高正在把中国拖向通往灾难道路的领导人的威信的事情。此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些人看到文革遭到否定，但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可能会对社会主义感到么幻灭。对于他们，中国人民的朋友们 ①就这样，中国逐步失去了它作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榜样的地位。 111 ==========第128页========== 必须尽力去解释修正主义路线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暂时占上风的。这种解释显得尤为必要，它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毛泽东路线的支持者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错误。这种教训对所有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可以缩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或是其它什么地方重犯同样错误的危险性。这一理论任务是长期而又复杂的。我已试图在上述几节中开始这一工作。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最多不过是一个长期的反思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要想继续下去，必须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112 ==========第129页========== 责任编辑：林涛封面设计：风沙 夏尔・贝特兰 西方著名左翼学者，经济学家，曾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四人帮”被打倒后，他在1977年5月11日写了一封公开的《辞职书》，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一职。1978年3月3日发表长文《大跃退》，他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 ●抛开阴谋论、权力斗争论等陈腐模式，直面工厂文革 ●文革期间工厂管理制度、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 ●揭示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左”的错误的深刻根源 ●《大跃退》（节选）：剖析文革失败的阶级基础 1SBN978-988-18428-4-8 1SBN978-988-18428-4-8 定价 人民币18.00元 9789881842848 港幣40.00元 ==========第130页==========